探索講假話的根源，根據個人的經驗，假話就是從板子下面出來的。

近年來我在熒光屏上看到一些古裝的地方戲，戲中常有縣官審案，“大刑伺候”，不招就打，甚至使用酷刑。關於這個我也有個人的見聞。我六七歲時我父親在廣元縣做縣官，他在二堂審案，我有空就跑去“旁聽”。我不站在顯著的地方，他也不來干涉。他和戲裡的官差不多，“犯人”不肯承認罪行，就喊“打”。有時一打“犯人”就招；有時打下去“犯人”大叫“冤枉”。板子分寬窄兩種，稱為“大板子”和“小板子”。此外父親還用過一種刑罰，叫做“跪抬盒”，讓“犯人”跪在抬盒裡，膝下放一盤鐵鏈，兩手給拉直伸進兩個平時放抬杆的洞裡。這刑罰比打小板子厲害，“犯人”跪不到多久就殺豬似的叫起來。我不曾見父親審過大案，因此他用刑不多。父親就只做過兩年縣官，但這兩年的經驗使我終生厭惡體刑，不僅對體刑，對任何形式的壓迫，都感到厭惡。古語說，屈打成招，酷刑之下有冤屈，那麼壓迫下面哪裡會有真話？

奇怪的是有些人總喜歡相信壓力，甚至迷信壓力會產生真言，甚至不斷地用壓力去尋求真話。的確有這樣的人，而且為數不少。我在十年浩劫中遇到的所謂造反派，大部分都是這樣。他們的辦法可比滿清官僚高明多了。所以回顧我這一生，在這十年中我講假話最多。講假話是我自己的羞恥，即使是在說謊成為風氣的時候我自己也有錯誤，但是逼著人講假話的造反派應該負的責任更大。我腦子裡至今深深印著幾張造反派的面孔，那個時期我看見它們就感到“生理上的厭惡”（我當時對我愛人蕭珊講過幾次），今天回想起來還要發噁心。我不明白在他們身上怎麼會有那麼多的封建官僚氣味？！他們裝模作樣，虛張聲勢，惟恐學得不像，其實他們早已青出於藍！封建官僚還只是用壓力、用體刑求真言，而他們卻是用壓力、用體刑推廣假話。“造反派”用起刑來的確有所謂“造反精神”。不過我得講一句公道話，那十年中間並沒有人對我用過體刑，我不曾捱過一記耳光，或者讓人踢過一腳，只是別人受刑受辱的事我看得太多，事後常常想起旁聽縣官審案的往事。但我早已不是六七歲小孩，而且每天給逼著講假話，不斷地受侮辱受折磨，哪裡還能從容思索，“憶苦思甜”？！

在那樣的日子裡我早已把真話丟到腦後，我想的只是自己要活下去，更要讓家裡的人活下去，於是下了決心，厚起臉皮大講假話。有時我狠狠地在心裡說：你們吞下去吧，你們要多少假話我就給你們多少。有時我受到了良心的責備，為自己的言行感到羞恥。有時我又因為避免了家破人亡的慘劇而原諒自己。結果蕭珊還是受盡迫害忍辱死去。想委曲求全的人不會得到什麼報酬，自己種的苦果只好留給自己吃。我不能欺騙我的下一代。我一邊生活一邊思考，逐漸看清了自己走的道路，也逐漸認清了“造反派”的真實面目。去奉賢文化系統五·七幹校勞動的前夕，我在走廊上舊書堆中找到一本居·堪皮（G．Campi）的匯注本《神曲》的《地獄篇》，好像發現了一件寶貝。書太厚了，我用一個薄薄的小練習本抄寫了第一曲帶在身邊。在地裡勞動的時候，在會場受批鬥的時候，我默誦但丁的詩句，我以為自己是在地獄裡受考驗。但丁的詩給了我很大的勇氣。讀讀《地獄篇》，想想“造反派”，我覺得日子好過多了。

我一本一本地抄下去，還不曾抄完第九曲就離開了幹校，因為蕭珊在家中病危。

說真話之四（2）

“四人幫”終於下臺了。他們垮得這樣快，我沒有想到。這是一個很好的教訓。沙上建築的樓臺不會牢固，建築在謊言上面的權勢也不會長久。愛聽假話和愛說假話的人都受到了懲罰，我也沒有逃掉。

四月二日

未來（說真話之五）

客人來訪，閒談中我說明自己的主張：“鼓舞人前進的是希望，而不是失望。”客人就說：“那麼我們是不是把一切不愉快的事情都深深埋葬，多談談美滿的未來？！”

於是我們暢談美滿的未來，談了一個晚上。客人告辭，我回到寢室，一進門便看見壁爐架上蕭珊的照片，她的骨灰盒在床前五斗櫃上面。它們告訴我曾經發生過的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蕭珊逝世整整十年了。說真話，我想到她的時候並不多，但要我忘記我在《懷念蕭珊》中講過的那些事，恐怕也難辦到。有人以為做一兩次報告，做一點思想工作，就可以使人忘記一些事情，我不大相信。我記得南宋詩人陸游的幾首詩，《釵頭鳳》的故事知道的人很多，詩人在四十年以後“猶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