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他們親切、熱情的接待。這幾乎成了慣例，要是一次不去，我就像丟失了什麼似的。我出國訪問，經常把在北京穿的、用的衣物存放在他們家裡，從國外回來，在旅館住下後就去西堂子衚衕取箱子。一九五二年十月我從朝鮮回來，蕭珊帶著女兒住在顧家等我，我們做了他們家的客人，一個星期中我常常聽見女兒說：“顧家阿姨真好！”一九六五年十月我從越南迴來，蕭珊給我送衣服到北京。我們同去西堂子衚衕，均正兄和國華嫂用豐盛的午餐款待我們，我們告辭的時候，國華嫂拉住蕭珊連聲感謝。蕭珊笑著說：“你們這樣感謝，我們要再來打擾你們。”他們的感謝並不是客套話，只是出於他們的謙虛和好客。蕭珊並沒有想到這是她最後一次到北京，而且也是最後一次同均正夫婦見面了。

第二年六月初我再去北京出席亞非作家緊急會議，“文革”已經開始，我們中國代表團的一位同志把我從機場送到招待所，分別的時候，低聲對我說：“你不要隨便出去找朋友，哪些人有問題，還弄不清楚。”我大吃一驚。前兩三個月我接到均正兄來信說他們搬了家，並告訴我他們在幸福村的新地址。信我帶來了，我相信像均正兄這樣一個忠厚、善良的知識分子不會有問題，可是會議緊張，我也不便“出去找朋友”。到七月十日上午，會議已告一個段落，我去人民大會堂參加中國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鬥爭大會。在休息室裡我意外地遇見均正兄，還有老舍同志，大家都很高興，會前坐在一起閒談，有一種劫後重見的感覺。大會結束，我們走下主席臺，握手告別，均正兄帶著他那和善的笑容邀我到他們的新居“小敘”。我請他代我向國華嫂問好，我說我還要陪外賓一起活動，沒有時間去幸福村了。他說：“那麼下次一定來。”我說：“一定來。”

沒有想到一別就是十二年。我第一次到幸福村的時候蕭珊的笑聲彷彿還在耳邊，但陪伴我上樓的只能是女兒小林了。

“文革”期間遺留下的後遺症終於發了出來。我一病就是兩年，沒有再去過北京。一九八二年我起初行動不便，寫字困難，後來生瘡，再後跌斷左腿，住進醫院半年後瘸著腿回到家中。最近我又因“帕金森氏症”第二次住院治療。這一層樓病人不多，病房裡十分清靜，我常常坐在沙發上休息，回想過去的事情，想來想去，也想不起我是怎樣認識顧均正兄的。那麼一定是由於索非的介紹吧，他在開明書店擔任編輯工作，是索非的同事。起初我同他交談不多，我不善於講話，他也一樣。我只知道他工作努力；又知道他兒女較多，家庭負擔較重。他翻譯過西方的童話，寫過普及科學知識的著作，白天上班，晚上寫作，十分勤懇。朋友們談起來，總是贊他正直、善良。在狄思威路（溧陽路）麥加里，他和索非住在一條弄堂內，我在索非家住了一個時期，見面機會多，我們就熟起來了。這是三十年代中的事情。以後我和他們家又同住在霞飛坊裡。起初我單身住在索非家，進出弄堂，都要經過他們家後門口，孩子們看見我總要親熱地招呼；後來我去香港和內地，又回到成為“孤島”的上海，他們一家仍然平靜地過著艱苦的生活。他和索非，還同另一個朋友一起創辦了一份小刊物《科學趣味》，他發表了不少科學小品和科學幻想小說，不論長短文章，寫作態度都是嚴肅認真的。日本投降後，我和蕭珊帶著不到一歲的小林回來，索非已經離開上海，我和均正兄一家往來更加密切。我有事找開明書店交涉，就託他帶口信。我們經常見面，但很少長談。他忙，那時又在給開明書店編寫教科書，因家中人多，擠在一起，不方便，只好早睡，等到夜深人靜便起來寫作。他有什麼辦法呢？一家人都靠他的筆生活。他從來不發牢騷，只知道默默工作，埋頭編寫。我去找他，總是看見他那淡淡的笑容。我認為他勤勞半生不應當生活得這樣艱苦，我為他感到不平。他卻帶笑說：“以後會好起來的。”

他相信未來，是有根據的。其實我的生活也並不好，不過我一家三口人，支出少一些。我一向靠稿費生活，當時蔣介石政權的法幣不斷貶值，每天在打折扣，市場上可買的東西很少，鈔票存起來，不論存在銀行或者存在家裡，不到幾天就變得一文不值。起初我和蕭珊眼睜睜看著鈔票化成烏有，後來也學會到林森路（淮海路）去買賣“大頭”，把鈔票換成銀元，要購買東西時再把銀元換成鈔票。我上街總要注意菸紙店門口掛的銀元（“大頭”）牌價。在那些日子要活下去的確不是容易的事。均正夫婦關心我們一家的生活，國華嫂在家務上經常給蕭珊出點主意幫點忙。不久解放大軍渡過長江，南京解放，上海形勢更緊張，稿費的來源斷絕，我沒有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