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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我在日本很少朋友，但是我看出日本人民是正直、善良、勇敢、勤勞的優秀人民。我知道他們受騙上當，卻無法同他們接近，擦亮他們的眼睛。我在橫濱一位朋友家中寄宿了三個月，我看見朋友代他女兒寫的寄守衛滿洲的“皇軍”的慰勞信稿，他居然相信日本佔領滿洲是為了趕走中國“馬賊”保護滿洲人民，傀儡“皇帝”溥儀乃是“真命天子”，當時日本軍國主義者就是用這些荒謬的神話來教育兒童、教育青年的，無數的年輕人就這樣給騙上戰場充當了炮灰。

一九三五年還有一件事情，我至今沒有忘記。溥儀訪問日本的前夕，幾個日本“刑事”（便衣偵探）半夜裡跑到東京中華青年會樓上宿舍，闖進我的房間，搜查之後，把我帶到神田區警察署拘留到第二天傍晚，我回到青年會，遇見那個中年的日本職員，只有他一個人知道我給帶走的事。他和我握手，小聲說：“我知道，不敢做聲。真是強盜！”

慘痛的血的教訓洗亮了人民的眼睛。三十年代“不敢做聲”的人在六十年代卻站出來講話了。六十年代我三次訪問日本尋求友誼，都是滿載而歸。那個時候中日兩國沒有恢復邦交，阻力不小，可是到處都有歡迎的手伸向我們。在人民中間我們找到了共同的語言。我結識了許多真誠的、互相瞭解的朋友。日本朋友和我，我們都看得明白：只有讓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才能保障子孫萬代的幸福；反過來，中日友誼受到破壞，兩國人民都會遭逢不幸。

我在杭州西湖柳浪聞鶯公園裡看到日本岐阜縣建立的紀念碑，岐阜人說：“日中不再戰！”杭州市人民也在岐阜縣建了一座紀念碑，碑文是：“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日本人民說：“日中友好！”中國人民說：“中日友好！”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年了，人民的聲音應當更加響亮，人民的團結應當更加緊密，讓那些妄想再度“進入”中國的野心家死了心吧，軍國主義的路是走不通的。

我國有句古話：“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任何事情都有兩面。這一次修改教科書的人又給我們上了一堂課。我們中間有少數健忘的人習慣於聽喜報，向前看，以為凡是過去的事只要給作了結論，就可以束之高閣，不論八年抗日，或者十載“文革”，最好不提或少提，免得損害友誼，有傷和氣，或者妨礙團結。我在《隨想錄》中幾次提出警告，可是無人注意。這次野心家自己跳出來，做了反面教員，敲了警鐘，對某些人的“健忘病”可能起一點治療的作用。軍國主義的逆流就在近旁翻騰，今後大概不會再有人忘記八年抗戰的往事了。那麼讓大家都來參加人民友誼的活動罷。

修改教科書的事件（2）

九月六日

一篇序文（1）

一

我知道魏以達同志把我的《家》譯成了世界語後十分高興。三十年代中我曾經想望我的長篇小說有一個世界語譯本，我甚至打算自己動手試一下。那個時候我經常接觸世界語書刊，使用世界語的機會較多。可是我對自己的要求不夠嚴格，下不了決心，害怕開了頭完成不了，一天拖一天，後來別的事情多起來，我和世界語接觸的時間越來越少，對世界語又由熟悉變為生疏，也不能再做翻譯自己作品的考慮了。

四十幾年過去了。中間我經歷了八年抗戰和十載“文革”，但是我對世界語的感情卻始終不減。我為近四十多年來世界語運動的發展感到興奮。我個人的心願也並不曾落空，我想做而沒有能做的事情魏以達同志替我做了，而且做得好。他不是按照英文刪節本翻譯，他根據的是我在一九五七年改訂過的中文原本（一九七七年版）。我希望什麼時候也出現一個完全的英譯本！我不喜歡整章的刪節。

《家》不是自傳體的小說，不過我在書中寫了一些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