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為它獻出了他晚年的全部精力。

昨天日本小說家井上靖先生經過上海回東京，我到機場送行。閒談間我想起兩年前的事。兩年前我也曾來這裡送別，客人中除井上先生外，還有中島先生和京子夫人，還有其他的日本朋友。不過兩年的時間，機場上仍然是一片燦爛的陽光，候機室裡卻似乎冷清得多，我始終感覺到自己心上那個無法填補的空洞，井上先生和我都在想念那位失去的友人。

日航班機飛遠了。我也回到家裡。我靜下來，仍然不能忘記失去的老友。我又找出他今年的來信，讀著：“一九六一年櫻花盛開的時節我同您一起遊覽了富士五湖和金澤，那個時候我們在東京還遇見了春雪，想起來好像是昨天的事情。還有東京新宿的秋田家，它的老闆娘上了年紀，去年把店關了。您下次來日本就另外找一家像秋田家那樣的地方為我們的友誼乾一杯吧”這是三月十六日信上的話。

敬愛的朋友，我是要來的。但是我在什麼地方為我們的友誼乾杯呢？中日兩國的邦交恢復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了。您的五卷新作《回想之文學》出版了。您的事業正在發展，您的影響不斷擴大。為什麼您偏偏死在剛剛看到勝利的曙光的時候？然而您放心吧。大橋架起來了，走的人越來越多，它是垮不了的。您看不到的美景，子孫後代會看見的，一定會看見的，我相信，我堅信。

七月三十日

觀察人（1）

不久前有兩位讀者寄給我他們寫的評論我的文章。他們都是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一位是大專學校的老師，另一位在做文學評論的工作，總之，他們都讀過我的書，我就簡單地稱他們為讀者吧。他們的文章長短不同，內容也有差別，篇幅較多的好像是我的評傳，另一篇則專論《激流三部曲》。兩位讀者對我都有好感，不過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意見：作者不應該對他所批判的人物表示同情甚至過多的同情。這個意見的確打中了我的要害。而且在他們之前就有人這樣指出我的缺點。現在讓我來談談我自己的想法。

首先我想說，我不知道他們的“批判”是什麼樣的“批判”，是不是我自己經受過幾十次的那種批判？是不是那種很像在演戲的、一片“打倒”聲的“批判”？說實話，這種“批判”跟我的小說毫不相干。我想到的只是講道理的批評，我批評的物件常常是我同情的人，惟其同情我才肯在他或者她的身上花費筆墨。對於馮樂山之流，我用不著批評，我只是攻擊。

五十年來我在小說裡寫人，我總是按照我的觀察、我的理解，按照我所熟悉的人，按照我親眼看見的人寫出來。我從來不是照書本、照什麼人的指示描寫人物。倘使我寫人寫得不好，寫得不像，那就是因為我缺乏觀察，缺少生活，不熟悉人物。不管熟悉或者不熟悉，我開始寫小說以來就不曾停止觀察人；即使我有時非常寂寞，只同很少的人來往，但我總有觀察人的機會。我養成了觀察人的習慣。我不大注意人們的舉動和服裝，我注意的是他們在想什麼，他們有著什麼樣的精神世界。長時期來我觀察了各種各樣的人。哪怕就是在我給關進“牛棚”的時期，雖然沒有經過任何法律手續“造反派”就剝奪了我的公民權利，但是我仍舊保留著觀察人的習慣。對於從各個省市來向我進行“外調”的人，儘管他們裝模作樣，虛張聲勢，有時甚至張牙舞爪，發脾氣罵人，或者說假話騙人，儘管他們降低身份拼命學習傳統戲裡壞人乾的那些栽贓陷害和“逼供信”的把戲，他們卻沒有想到我暗暗地在觀察他們。他們的壞心思並未逃過我的眼睛，即使他們自稱是“工宣隊”或者“軍代表”。

然而說起觀察人，我也有失敗的時候，例如解放後我在上海經常同張春橋打交道（他管著我們），我也常常暗中觀察他，可是我始終猜不透他對我講話時心裡在想些什麼。張春橋就是這樣一個人！

觀察人觀察了幾十年，只要不是白痴，總會有一點點收穫吧。我的收穫不大，但它是任何人推翻不了的。這就是：人是十分複雜的。人是會改變的。絕沒有生下來就是“高大泉（全）”那樣的好人，也沒有生下來就是“座山雕”那樣的壞人。只有“四人幫”才想得到什麼“三突出”、“高起點”一整套的鬼話。他們說的話越漂亮，做的事越見不得人。他們垮臺了，可是他們的流毒現在到處都有。譬如學習外語吧，我收聽外語廣播講座時，還聽到“為革命學習外語”的宣傳。我想，學外語不去記單詞、做練習、學文法、念課文，卻念念不忘“革命”，那麼一定學不好外語。同樣從事革命工作的人並不一定要“為革命吃飯”，“為革命睡眠”。吃飯就吃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