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虹飛：那麼你覺得建國之後對西藏文化更多的是破壞還是解放？

阿　來：這個分兩邊說。如果純粹是文化，它可能是一種破壞。但是如果我們完全站在民眾的利益上，那就是一種解放。畢竟西藏的老百姓跟過去比，肯定是天上、地下，而且過去連認字的權力都沒有，至少現在我們很多人有了受教育的權利。現在允許研究發展藏族自己的文化了，但是允許是一回事情，能不能發展是一回事情，這個文化怎麼發展？很難發展。目前這樣的一個科學技術、教育水準，你不可能憑空創造出一種更先進的東西來。

吳虹飛：你的寫作跟這些事情有關係嗎？

阿　來：很多時候我們狹義的把官方所認同的東西叫做意識心態，但實際上我們每個人都有意識形態，最後不管怎麼樣，人是生活在某一種政治體制之下的，不是這種政治體制，就是那種政治體制，而任何一種體制，背後都有一個意識形態在起作用。而我們現代人可憐就可憐在，人類已經創造了那麼多東西，我們不可能再創造出新的來，我們現在就像在做選擇題，只能在幾個中間劃鉤。

寫作跟意識形態跟道德都是有關係的，第一你會影響別人，第二你本身會有一個立場。年輕的時候特別希望有一種無拘無束的寫作，跟這一切、跟意識形態、跟道德都沒有關係，最後發現是不可能的。你不在這種道德里，就在那種道德里。

趙濤：“她將是中國最好的演員”（1）

與其說賈樟柯發現了趙濤，不如說他發現了女性的另一種真實的激情和美，這是我們曾經忽略了的沉默的美，平實但絕不傖俗。賈樟柯對於外部世界的理解是令人感動的，而趙濤猶如橋樑，有效地傳達了它。他讓她在電影面前重新開始了生活。

1999年9月底，山西大學師範學院22歲的女教師趙濤正在給學生們上例行的舞蹈課，一群不速之客擁到了她的教室，聽說，他們是來選拔一個會跳舞的女孩做影片的演員。趙濤並沒有感到吃驚，她讓班上穿著練功服的女孩子一字排開，一個一個輪著跳舞。

中途她讓她們停下，對她們說，要學會用感情來表達自己的內心世界。她的話亦十分簡短，而後她安靜地退回原處。她不知道有一個人靜靜站在副導演陶軍的後面，把這一切事無鉅細地收在眼底。直到後來，女教師趙濤回憶起那一天的情形，她看到有一個很不起眼的人站在後面，歪著脖子，用“那樣”的眼神看著她。“這個人怎麼是那樣看人。”她心裡嘀咕了一句。她很快把這個人拋到了腦後。她並不知道，這個“那樣”看人的人，就是後來在第六代導演中聲名顯赫的賈樟柯。她當時也並不知道貌似平靜的賈樟柯心中湧起的波瀾：這個年輕文弱的女教師，如此削瘦，如此沉默，他覺得她特別像上世紀70年代末照相館櫥窗裡的那些女孩子。感到她內心的複雜和喧譁，這與他心目中《站臺》的尹瑞娟竟然一模一樣。他為這樣的發現感到又驚又喜。

在此之前，他和兩個副導演，已經花了大半年的時間，走了山西的許多地方，面試過許多專業和非專業的女演員，到後來，賈樟柯對這個角色的選拔，甚至有些灰心。生活有時候的確會呈現出強烈的戲劇性。

後來《站臺》在2000年秋天的“威尼斯影展”上大放異彩，而趙濤在《站臺》扮演的女主角之一尹瑞娟，以節制、從容的氣質，卓爾不群。“也許這就是所謂的‘機緣巧合’吧。”賈樟柯後來說。

●　學校和家庭的雙重“逆子”

趙濤在過去，對於舞蹈有著一種熱愛和宿命的順從。

趙濤在太原鋼鐵廠里長大，從小淘氣得跟男孩子一樣，整天爬樹、爬房梁，忙得不亦樂乎。4歲的那年冬天，有一個黃昏，她突然失蹤了，家裡人找遍了周圍的樹和房梁，都找不到她。母親都要急哭了。她會到哪裡去了呢？母親靈機一動，尋思著也許她去了動物園。動物園，離他們家有好幾站地，而趙濤一個4歲的小人兒，竟然憑著記憶和直覺，撞撞跌跌地走了好幾站的路，到動物園去看動物去了。那一次“出走”可謂是有驚無險。儘管如此，趙濤的父親，性格剛烈倔強的山西漢子，對這個淘氣的女兒，還是寵愛有加。

小時候也有看過漂亮的姐姐們在舞臺上跳舞。燈光明滅，霓裳豔影，在穿著藍色運動衣和蹬著板鞋的小男孩似的趙濤心裡，投下影影綽綽的光暈，她以為那就是美的。她的理想和願望，來得簡單。她童年的幻想，無非是想要一朵童話裡的“七色花”，摘下一枚花瓣，實現一次華麗的轉身。

13歲的小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