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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上述兩種對媒體的角色定個都失之公允。實際上，媒體可以同時作為政府或者執政黨的喉舌及監督者的雙重身份存在，同時還可以負擔其他的角色功能，例如反映其他階層和利益群體的聲音。媒體的本位角色應該是中性的，客觀的，不帶有意識形態的傾向性，超越於區域性利益。媒體的作用應該是工具性的，即僅為各種不同觀點、不同利益的表達提供一個公共平臺，儘可能使各種觀點和利益能夠在言論層面上平等競爭，使受眾能夠兼聽則明。因此，媒體不應該成為任何一種群體、任何一種利益、任何學說的專屬之物，它應該儘可能成為儘可能多的群體、利益和觀點的表達工具；它應該平等對待社會的各個組成部分，既包括政府，也包括與政府利益衝突的社會群體。只有這樣，輿論才能有助於將社會內部的相互傷害降到最低，各個社會階層和利益群體才能在減少相互傷害的前提下趨向磨合。在逐漸磨合中形成新的整合基礎，找到新的整合方式和手段。

其實這才是媒體的本來面目，但在意識形態化氾濫的今天，許多東西的本色都已經模糊不清，而被代之以特殊的意識形態色彩。因此，針對現狀而言，可以稱之為媒體的第三種功能、第三種生存狀態、第三條道路，這條道路既符合華夏國情，適合於媒體自身在具體的約束條件下持續生存和發展；又符合媒體價值超然的本色。

領導幹部看新聞節目具有一定的政治意義和現實意義。在華夏所有的媒體都是黨的喉舌、政治工具，我們的黨透過這些喉舌和工具，傳播黨的方針和政策，同時還能夠為各級領導幹部決策提供科學依據和指南。還有一些領導幹部，透過電視新聞報道這個小小的視窗，能觀察到、揣摩到上級領導的動向和意圖，以及重大的人事變化。新聞報道不僅是晴雨表，也是政治方向標。新聞所謂的價值，與新聞的閱讀者有著密切的關係，它是人與人之間的精神活動。新聞其實是語言的控制者根據經驗給出的非自然的結果。

媒體要解釋什麼和不解釋什麼的問題。其實是誰掌握了發言權，誰就掌握瞭解釋權。讀者明天要看的東西盡在媒體的掌握之中；你要他看什麼，他就得看什麼。在媒體是塗塗劃劃。可在讀者那裡卻是權威釋出，成了可以引用的東西。

任何一個人都有一些沒有辦法寫成白紙黑字的東西，何況一個社會。

和媒體較勁大多數是自討苦吃，最好的辦法是迅速找到關鍵人物進行溝通，息事寧人。

真相捂得越嚴實，謊言就越流行。

新聞的工具論具有兩重性：一是新聞從誕生那天就是某個人或者某個集團為達到目的而使用的宣傳工具，不管新聞使用什麼樣的語言，選擇什麼樣的所謂事實，其最後落腳點還是工具上。應該說這個工具的威力是極其強大的，是有組織有策劃的。另一層面是指受眾，他們把新聞當成提高學習的工具，也利用這個工具來達到一些個人目的。正因為有新聞工具論，才導致了新聞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權力。這個權力在今後會越來越膨脹，它在解決了真與假的問題後，開始圍繞製造矛盾、解決矛盾這個怪圈不斷達到預期的轟動效果，使新聞在滿足一切後再擺佈一切。而在意識形態領域又很難用法律去丈量。

媒體是座資源豐富的寶礦，就看你有沒有本事和經驗去挖掘了。

輿論會象一把利劍不見血地刺中要害。但這把利劍是雙刃的，未傷人就肯定傷自己。

中西媒體的差別在於，華夏的媒體隸屬於政府，而西方的媒體是不屬於政府的。

事實上，正是由於一種天然的對立，媒體才有其“第四種權力。之意義，而政府對媒體的戒備亦由此產生，此一現象不分國別，西方國家也如此。只是在有效利用此種“對立”的意識和能力上，西方更富於政治經驗；而華夏對西方記者的謹慎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實在資訊傳輸越來越發達、公眾維權意識越來越強烈的今天，壓制媒體報道和封鎖訊息顯然不是聰明的做法。沒有權力制約和輿論監督造成的基層政府的政治腐敗，蕭震甚至認為這是華夏社會保持最低限度公平的最大障礙，也因此成為華夏經濟繼續維持高速增長的最大不確定性因素。

蕭震的廉政灶和禁再令被看做是他上臺後的第一把火。但他其實不想

吼；一久。新官上任三把火，這火從何燒起？新書記一上位一幕麼開啟局面？就要靠批評，靠輿論監督。這批評和監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