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大院裡走來走去，也天天碰見別人在那裡來來往往，他們也天天同我握手寒喧。可我老覺得他們同我隔著層厚厚的玻璃。玻璃有著極強的隔音效果，望著他們汲汲仕途，一路呼嘯，我會突然失聰，聽不到任何聲音。玻璃罩裡面上演的就是好玩的啞劇了。

我的那間辦公室很陰暗，地板踩著老吱吱響。沒事在裡面踱步，也沒情致，極讓人煩的。只好成天枯坐，抿著茶，目光茫然地翻著報紙。倒是寫作的時候，電腦不經意會鬧出些小幽默，很有味道。比方“依法”二字連著打，打出的竟是“貪汙”。“依法行政”就成了“貪汙行政”。我懷疑是軟體設計者的惡作劇，太有意思了。別人眼裡的大事我越來越漠不關心，倒是這些小事兒給我增添了很多樂趣。

我就這樣成天胡思亂想，有些東西就進入了我的小說。當那些新聞機器以無數真實的細節虛構巨大的謊言時，我用眾多的無中生有講述著基本的真實。

幽默的代價

我從小就知道父親因言獲罪，被打成右派。卻不清楚他到底說了什麼大逆不道的話。有天閒扯，父親偶爾說起這事，我竟有些哭笑不得。當年我父親只有二十三歲，在家鄉的縣裡任區委書記。縣委書記也只有三十多歲，書記夫人是縣婦聯主任。都是年輕人，平時彼此很隨便，有說有笑的。那位書記夫人雖說身份尊貴，卻是個麻子。有回我父親開玩笑，在她莆扇上題了首打油詩：妹妹一篇好文章，密密麻麻不成行。有朝一日蜜蜂過，錯認他鄉是故鄉。沒想到我父親年輕時竟如此幽默頑皮，不過這玩笑也太過頭了。他不知道在阿Q面前連月亮

都不能說的。但也僅僅是玩笑，那時候區委書記同縣委書記或夫人開開玩笑也沒什麼稀奇。可是，我父親做夢也想不到，這個玩笑日後竟會為他帶來彌天大禍。

1957年，縣委書記和他的夫人都想起這首打油詩了。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黨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反對一級黨委的領導，就是反黨。毛澤東是與時俱進的典範，到了“文化大革命”，他老人家的光輝教導變了，說縣委就是縣委，省委就是省委，中央就是中央，反對一級縣委或省委，不是反黨。於是除了他本人，誰都可以打翻在地踏上一腳；於是踢開黨委鬧革命，祖國江山一片紅；於是造反有理，革命無罪……這都是後話，要緊的是按照他老人家1957年的邏輯，我父親的打油詩攻擊縣委書記夫人，自然就是攻擊縣委書記，自然就是攻擊黨。於是父親罪莫大焉，成了右派分子。一個玩笑，竟讓我父親終生命運逆轉了。記得我讀米蘭？昆德拉的《玩笑》感覺就像讀中國的故事。只需將裡面的人名和地名換成中國特色的，就完全像中國作家寫的小說了。中國同捷克山隔千重，水隔百渡，發生的故事竟如此相似。記得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開頭有句很文學的話：一個幽靈，一個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大地上徘徊。這幽靈二字在這篇驚世雄文中自然不是貶義的，但也許馬克思播出了龍種而收穫了跳蚤之後，幽靈二字在當年中國或捷克不但貶義而且恐怖了。環宇之內，同一種幽靈籠罩下的土地，無一處能倖免於難。

我有段時間也混跡官場，熟知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官場的況味。不敢想像父親當年竟敢那麼膽大。但可以推知，畢竟有那麼些年月，中國官場等級並不那麼森嚴。大概1957年以後，上級就是上級、下級就是下級。同戰爭年代講究的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相比，官場規矩開始與時俱進。現在，誰敢同上級開玩笑？上級的威嚴是不允許冒犯的，而且越是官大越威嚴，只需到省部級就有些侯門似海了。

不過，也未必盡然。同下級打成一片的官員也是有的。有些官員同他賞識的下級或企業家就混得跟朋友似的。總有那麼些人，天天圍著官員轉，點頭哈腰叫老闆。過去有個時候老闆二字在中國近乎於貶義詞，而現在常用來稱呼有權的和有錢的。你有權，我有錢，就很容易做朋友。何謂朋友？朋友的定義也早與時俱進了。有個順口溜說朋友的標準是：一起下過鄉，一起扛過槍，一起分過贓，一起嫖過娼。有些地方，長官一倒臺，牽出一大片，說明這些長官人緣還是不錯的。

我的父親老了，不知這世上的戲演到哪一齣了。卻知道囑咐我一句：別亂開玩笑。

常識性困惑

終於逃離官場，可以過一種自由自在的讀書寫作生活了。儘管自由是有限度的，自在還需自尋心境。有道是“英雄到老皆皈佛，宿將還山不論兵”。幸好我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宿將，只是在官場迷迷糊糊地走了一遭，仍有許多懵懂之處，拿來說說，圖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