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朱有才對何大福的反感已經由原先的看法不一致，發展到帶有私人怨恨了。他認為只要他在金東這塊土地上當官，就不能容忍何大福在這裡神氣活現。他立意要排除掉何大福，哪怕金箔廠受損失也在所不惜。在他這個“政治家”眼裡，我的政權地位都不穩了，要經濟還有什麼用呢？

1993年，中央對反###抓得非常緊。一天，朱有才接到一封人民來信，說何大福在金東縣西山城區建造了一座兩層樓“小別墅”，肯定是在利用職權搞貪汙###。這封信是李雄關一夥指使人寫的，朱有才見信之後如獲至寶，認為何大福“尾巴已經長不了”了。

當時，有一個內部不成文的槓槓：二千元立案，五千元抓人，一萬元判實刑。只要是黨員幹部，誰到這個槓槓，一律嚴懲不貸。何大福在縣城建一幢別墅，還怕找不到二千元的問題嗎？！

朱有才已經用“反###”名義擊垮了兩個“不聽話”的科局幹部，在金東已經鬧得人心惶惶。那兩個幹部，一個是政府辦公室主任潘家宣，一個是縣委辦主任劉道宏。這兩辦主任已經幹了好幾屆了，金東各界領導和幹部都反映他們有能力、有水平。可朱有才上任以後，許多說法和做法令幹部群眾議論紛紛，意見很大。作為兩辦主任，有時便直言規勸幾句，有些事也提出一些不同觀點。其實這也是為他好，可朱有才不領情，認為兩人不是自己的心腹，使用起來不順手。按理說，如果認為幹部不如意，正常調換一下也是可以的。可他為了樹立自己的“權威”，想“殺雞儆猴”，竟用“法律武器”來制裁他們。縣政府招待所年久失修，縣裡決定裝修一下，任務交給了兩辦主任。施工單位為了多撈兩個錢，分別給兩位主任各送了一臺“美的”牌空調，兩位主任都能把握自己，一個叫人抬到了辦公室，準備退還給裝修者；一個將錢付給了送空調者，讓送空調的退還給裝修單位。但收到錢的也沒有及時退，朱有才收到了檢舉信，不認這個賬。你送到辦公室為什麼不報告給縣委領導？肯定是準備風聲過了再拿回家；你退給送空調人的錢，他為什麼不退回去而留在身上？肯定是等風聲過了再把錢拿回來。所以朱有才親自找到檢察長：“這反###也不能光講在嘴上，否則人家會說我們行動不力。抓###就要從領導幹部抓起。”兩位主任同一時間被抓進牢房，迅速作出判決：每人五年徒刑。為此，二人葬送了一輩子的前途。

朱有才的“威望”頓時升高了許多，各級幹部見到朱有才都唯唯諾諾、低三下四。那一陣子，朱有才彷彿長高了許多。可是，幹部們“屁股一調，便另搞一套了”，講他好的人不多，連他在金東縣幹過的幾件好事也被壞口碑湮滅了。

就在朱有才“威勢”昇天、必欲除掉何大福而後快的時候，有人檢舉何大福私蓋“別墅”，這可真是要打瞌睡就有人給送枕頭。於是他批示紀委、檢察院、公安局聯合調查，最後由他拍板查處。

何大福的岳父周禮賢，本是金東縣一個鄉50年代至60年代的老副鄉長，在當地威望極高，全鄉二萬多人平時見到他，都親切地叫他老鄉長。他任副鄉長十幾年間，負責抓農業，長期背一個揹包和一個軍用水壺，帶上幾塊燒餅，深入到每個村莊、每塊良田，從不在哪家吃一頓飯，喝一頓酒。他有一個老鄉在食品站當站長，那時候豬肉緊張，什麼都要票，站長有時帶點豬肝、豬腰子給他，他都是當面叫其拿走，否則當場摔到門外去。隔壁鄰居與他家相處幾十年，他從不到鄰居家吃一頓飯。那年鄰居家兒子結婚，為了請這位副鄉長吃頓喜酒，知道請不動他，便藉口自己家裡地方不夠用，特地在副鄉長家辦了一桌，可是到了吃飯時，副鄉長還是跑得無影無蹤。1963年，這個鄉的###大隊一直搞得不好，鄉黨委決定叫周禮賢兼任大隊書記。上任那天，大隊其他幹部硬要與他吃一次飯，歡迎他。他答應了。有人在大隊魚塘裡打了一條二斤多重的鰱子魚燒燒，又從大隊主任家抓了一隻公雞殺了燒燒，喝點土燒酒，大家都開開心心。沒想到那年年底，當地開展“社教運動”，發動群眾對所有幹部進行“揭發檢舉”，又要求所有幹部進行自查自檢。周禮賢上任吃一條魚的事被揭發了出來。進駐###大隊的幾位工作人員都是“初生牛犢”，撈到這一手“活材料”，立即進行“整理上報”。那時“上綱上線”、“上掛下聯”司空見慣。他們給周禮賢算了一筆賬：每天打一條魚，二斤多重，上任一年，三百多天，打了三百多條，每條二斤多重，累計六百多斤，每斤二元多錢，計有一千多元。這是一條“大青魚”，一下子就把他列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