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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八日，就在各地大名紛紛上洛準備向秀賴和澱姬恭賀新春進獻貢品之時，作為五大老之一的上杉家卻絲毫沒有動靜，反而是德川家康急衝衝地來到西之丸，邀請秀保去參加四大老和五奉行的聯席會議。

豐臣秀吉死後，後見、五大老、五奉行分工明確各司其職，其中五大老負責制定政策，五奉行負責執行。而秀保則負責政策的提出和審議，因此秀保名為後見卻並未掌握絕對的權力，相反，五大老和五奉行的作用絲毫不能忽視，若非秀保拉攏了宇喜多、前田、淺野三家，他對於大老奉行聯席會議幾乎是沒有話語權，他只能等政策決定後才能提出自己的看法並建議大老重新審議，這也就是為什麼宇喜多騷動時大阪反應緩慢的原因。

當時上杉、毛利表示謹慎，德川家康堅決反對出兵，前田利家支援自己的女婿宇喜多出兵。由於五大老沒有一致意見，負責執行的五奉行便沒有發揮的了作用，其實即便交由五奉行執行，方式和程度也未必能統一，支援中村刑部的石田三成和增田長盛自是要嚴厲打壓，常束正家便面上站在石田一方，可心中怎麼想也未可知，前田玄以是德川家康的眼線，定是反對粗暴干預。而淺野長政雖然代表秀保的利益，可是在五奉行中處於弱勢，發揮不了作用。

一方面反長船派在備前鬧得如火如荼，另一方面聯席會議並未得到一致的看法。秀保作為負責審議的一方，即便向聯席會議頻繁施壓，卻仍沒有得到有效的回應，在這種情況下。他才決定繞過聯席會議擅自以後見身份命令大名出兵協助平叛。

可以說，在宇喜多騷動之前，聯席會議就是德川家康和石田三成的角力場。他們倆的態度決定了政策能否透過，而秀保卻只能作為局外人對既定政策進行審議，審議後還必須交由聯席會議再次討論，週而復始，直至達成一致意向，就此看來，秀保的權力在很大程度上遭到聯席會議的制約，並未取得絕對優勢。

然而這一切都隨著宇喜多騷動以及秀保出兵發生了本質上的改變。秀保史無前例地繞過聯席會議出兵，打破了聯席會議對出兵事宜的壟斷。這一舉動雖說違反了豐臣秀吉定下的制度，卻獲得了廣泛的贊同和默許，這為以後處理類似事件指明瞭方向，即在聯席會議得不到一致決定時，秀保可以以後見身份釋出動員令。

這條潛規則本是秀保的無心之舉，卻在藤堂高虎等謀臣的策劃下成為了從聯席會議篡奪權力的開始。藤堂高虎等人明白，單單依靠潛規則並不能得到保證秀保獲得更大且持續的權力，必須透過聯席會議內部的力量分化瓦解之，使得秀保的權力能在法理上的到確認。

在這方面，藤堂高虎首先採取的行動便是利用聯席會議中親秀保的大名更改條令，允許秀保參與聯席會議並具有表決權，而不單單是負責會議之外的審議。這一行動由於得到了前田、宇喜多、淺野、長束四位的支援以及毛利、上杉兩家的中立而順利透過（當時上杉家尚未受到德川家康挑撥）。

之後，憑藉自己在聯席會議內部的相對優勢，秀保提出一改往日類似“一票否決制”的商議方式，而採用“多數制”，即但凡一項政策獲得聯席會議半數以上同意便可透過，而對此表示反對的大名也必須遵守。包括秀保在內，大和派的大名達到四名，近江派的大名兩名，江戶派的大名兩名，中立派的大名兩名，而長束正家則是徘徊於大和與近江之間，因此，這項提議也在毛利、上杉與秀保關係緊張之前得到透過。

經過這兩項舉措，秀保瞬間成為聯席會議中的相對多數，而一直靠著“一票否決”把握會議的德川家康陡然成為聯席會議中勢力最為弱小的一支。慶長四年四月到九月，聯席會議共制定審議了十五項政策，其中威脅到德川家利益的有六項，但這六項中只有一項因為同樣對毛利上杉家不利而遭到否決，其他五項全都由於大和、近江兩派的贊同而得到透過，這讓德川家康感覺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脅和無力。加之秀保在關東的動作日益頻繁，使得德川家康不得不拉攏屬於中立派的毛利上杉兩家，這才是大久保忠鄰和本多正信出使兩家的直接原因。

作為五大老之首，德川家康是不希望秀保出席聯席會議的，但受形勢所迫，他必須強顏歡笑邀請秀保參加，當秀保問及此次會議商討什麼內容時，他則以“事關機密”為由拒絕提前透露，告訴秀保與會時便能知曉。

帶著好奇秀保立即趕往位於二之丸的議事廳，一進門便感受到了一陣緊張的氣息，只見除了上杉景勝，聯席會議的所有大名全都到齊，以往一直由安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