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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和蘇聯這個“共產主義惡魔”坐到一起，這種轉變談何容易？美國朝野想不通，連羅斯福的兒子埃利特奧也不理解。羅斯福對兒子說：“美國將不得不出面領導。”為什麼呢？因為“英國在走下坡路，中國仍在十八世紀狀態中，俄國猜疑我們，而且使得我們也猜疑它。

美國是能在世局中締造和平的唯一大國。這是一項巨大的職責，我們實現它的唯一辦法是面對面地與這樣的人會談。”

羅斯福早已成竹在胸。美國要想站出來“領導”這個世界，就必須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當好挑頭的角色，戰後別的。4。　158　國家才能認可美國的“領導地位”。

羅斯福為了實現他的戰略目標，付出了巨大耐心。戰爭期間，他以主要精力協調盟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立場，運籌戰後安排。羅斯福是“三巨頭”會談的主持人、協調者。會談中，主要靠他來協調三方關係、平衡三方利益。如果不是羅斯福的遠見、胸懷和耐心，很難想象，斯大林能和丘吉爾在一系列涉及到雙方利害關係的重大問題上達成一致意見。“三巨頭”會談取得成功，起到了“搞定戰爭”、“擺平世界”的作用。

就以諾曼底登陸為例。

早在1941年9月，當時美國尚未參戰，斯大林就要求丘吉爾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以減輕蘇聯壓力，對德實施戰略夾擊。但丘吉爾考慮的更多的是英國在北非、南歐的利益，對此很不積極。不久，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參戰。蘇聯又同美、英兩國分別就開闢歐洲第二戰場進行磋商，由於丘吉爾反對，仍無結果。

一直拖到1943年11月，在德黑蘭舉行第一次“三巨頭”會談時，諾曼底登陸（又稱“霸王戰役”）才被正式提上議事日程。丘吉爾仍在會上討價還價，只同意在地中海搞小規模登陸，不同意在風大浪急的英吉利海峽搞大規模登陸。斯大林對他說，在地中海即使登陸成功，上岸後有阿爾卑斯山脈阻擋，作戰部隊很難翻越，對德軍構不成直接威脅。只有從英吉利海峽登陸，進入法國北部，才能迅速突破德軍大西洋防線，穿越法國本土，直擊德軍要害。

但為了照顧丘吉爾情緒，斯大林又說，地中海方向可以搞一個輔助戰役，起配合作用，但主要戰役必須放在法國北部。丘吉爾固執己見，不同意。羅斯福調解說：“如果進行地中海戰役，勢必推遲‘霸王戰役’。我是不想推遲‘霸王戰役’的。”很顯然，羅斯福已站到了斯大林一邊。但頑固的丘吉爾寸步不讓，第一次討論未果。

次日再談。丘吉爾仍不改口，頑固到底。斯大林火了，突然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迴轉身去對伏羅希洛夫和莫洛托夫說：“我們家裡的事情堆積如山，沒有必要在這裡浪費時間，我看不會有什麼結果”

羅斯福一看，此事再不能議而不決了，馬上打圓場道：“很清楚，我們對‘霸王戰役’重要性的看法完全一致，唯一的問題是什麼時候開始。”接著，他果斷地否定了丘吉爾的意見，明確表態：“在地中海搞一次戰役是危險的，它會分散作戰部隊，推遲‘霸王戰役’。我主張不要改變魁北克會議商定的‘霸王戰役’發動日期，即1944年5月上旬。”至此，諾曼底登陸計劃才基本敲定。如果沒有羅斯福，諾曼底登陸戰役也許最終都搞不起來，至少搞不成這麼大規模。要是那樣，二次大戰的程序和結局說不定會出現另外一些情況。

關於成立聯合國的構想，也顯示出羅斯福的遠見。在他看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成立的“國聯”，未能在阻止德、日、意侵略擴張行動方面發揮作用，導致一次大戰結束後，相隔僅短短20年，又爆發了二次大戰，這是一個教訓。為此，在德黑蘭舉行第一次“三巨頭”會談時，羅斯福就向斯大林透露了建立聯合國的構想。他說，戰後要成立一個大約由35個國家組成的機構，在它上面再建立一個由十來個國家組成的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上面再建立一個由美、蘇、英、中四國組成的小機構，他叫它“四個警察”，這個機構有權立即處理對和平的任何威脅和突然事變。

這裡有一個細節，羅斯福講的“四個警察”後來成了聯合國五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基礎，但羅斯福當時沒有提到法國，他對法國很反感。他舉例說：“1935年，當義大利進攻衣索比亞時，當時存在的唯一機構就是國聯。我曾親自請求法國封閉蘇伊士運河，但是法國把它交給了國聯。國聯對此發生爭論，一事無成。結果義大利軍隊透過了蘇伊士運河，佔領了衣索比亞。”他說，如果當時有一個像“四個警察”這樣的機構，就有可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