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她明白自己今生已與幸福無緣，不必再幻想什麼，也不必再欺騙自己了。她必須學會習慣這種活法，即使僅僅是為了活著。

蘭妮三十五歲那年，也就是她結婚的第八年，那場轟轟烈烈的文化革命很快就從城市傳到了農村，從龍灣公社傳到了天水塢。天水塢人的生活重心立刻就發生了一個大轉移。他們經常被召集到村委會去開群眾大會，聽廣播中傳達的各級指示，每個村民都被要求積極參加到這場“關係到黨和國家命運”的革命運動中去。

不久，村民們親眼看見死去多年的本村地主李大元的兒子李重，那個離家多年的文化人被城裡的紅衛兵押送回來了。那幾個紅衛兵在村委會召開了群眾批鬥大會，向村民們宣佈，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場徹底打倒一切舊的風俗習慣和舊思想，建立嶄新的無產階級革命新次序和新思想的革命運動。聽了這些學生說出來的深奧道理，蘭妮和村民們都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震動，一種世界馬上就要被掀翻的感覺，其中除了忐忑還摻雜著只有過年過節時才能體驗到的興奮和期待。

在大大小小的村民批鬥會之後，李重這個據說在城裡的大學教過書的文化人，竟然被村委會強迫每天和村民們一起去地裡幹起農活兒來。看著他跟著村民往地裡推糞車時吃力和痛苦的模樣，蘭妮感到這個讓她度日如年的世界真的忽然翻轉過來了。

木匠長河再也不能到外面去做木匠活兒了，因為那已經被公社定性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行為。現在他除了給村裡各個生產隊做點木匠活兒之外，也不得不每天和大家一起下地幹活去了。

無意之間，蘭妮發現自己的日子開始變得好過了。她不懂政治，文化革命的目的和必要性似乎也與她無關，但是這場讓人措手不及、令人既興奮又心驚肉跳的運動的到來，竟很快淹沒了多年來折磨她的自責、苦悶和徹骨的孤獨，使她時刻緊繃的神經開始鬆弛起來。大家都發現，這個沉默寡言的木匠媳婦忽然變了一個人。她積極參加村裡的一切政治活動，併成為村裡的第一批造反派和紅衛兵。

對這個急於尋求新生機會的女人來說，造誰的反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太需要一個可以供她合理地憎恨或反對什麼的大舞臺了。這場運動終於拯救了她，讓她得到了做一個與其它人不但平等，甚至更優越的人的權利。

在村裡召開的批鬥大會上，村長和公社派來的人多次帶領大家批判李重，因為他是天水塢唯一的剝削階級的代表，儘管他的父親早已不在人世，而他本人從十八歲離家後也一直沒有回過家。蘭妮除了知道李重是地主兒子這個事實，並不知道這個陌生人到底都做過什麼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壞事。但是在每一次批鬥會上，她都是第一個衝到臺上控訴地主階級罪行的人。地主階級的後代就是她的敵人，是她可以合法發洩憤怒的物件，不論她那憤怒的源頭到底來自何方。她面對面地站在個子不高的李重跟前，指著他罵得那麼痛快，甚至聲淚俱下。這景象總讓批鬥會現場的村民產生了一種錯覺，彷彿李重這個地主階級的代表真的曾經迫害過這個有著深仇大恨的女人。

蘭妮，這個在天水塢沉默了多年的女人終於開口說話了，聲音響亮而且滔滔不絕。這個被生活擠壓得幾乎窒息的女人，重新找回了自己失去多年的價值，復活了體內所有被壓抑得早已被忘卻的感情能量。在地裡幹活兒的時候，她帶頭領著村民們唱革命歌曲，而大家是不敢不跟著她唱的。她幫助村幹部在村裡張貼政治標語，大字報，佈置批判會會場，寫批判文章，開會時總是帶頭振臂高喊口號。她體內似乎不斷地被注入了高漲的活力，眼睛裡閃動著明亮的光，臉上因為興奮而有了美麗的微笑。長期包裹在她外面的那層由自卑和自責形成的硬殼，此時都被合理地撕破並扔掉了。她把自己從未有過的激｜情全部獻給了這場解放了她的政治運動，包括對領袖的熱愛和對階級敵人的恨。終於，她的突出表現受到了龍灣公社的多次點名表揚，她也被公社任命為天水塢村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聽到自己的名字在公社和村裡的廣播中被反覆播送，她感覺那麼陶醉，一下子就找回了當姑娘時那種久違的幸福感。

蘭妮除了下地勞動，其它時間都在村委會開會，搞運動。長河則包攬了所有的家務，包括做飯、洗衣和餵豬。

那年，公社的巡迴電影放映隊開始在各個村裡放電影。天水塢的大多數村民從來都沒看過電影，因此第一次放映時全村男女老少傾巢出動，都去場院看了。後來放映隊每次來，大家也都是早早地跑去佔位子。當時放映的大多是革命戰爭題材的電影，有中國的，也有外國的，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