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父母斥責他們的不肯熬夜做練習題的孩子“不能吃苦”的時候，一定是忘記了一個簡單的事實：孩子是因為不喜歡才會煩惱，不是因為煩惱而不喜歡。事實上，每一個孩子都有為了自己喜歡的事情而廢寢忘食、甚至通宵不眠的經驗。他們都在期待著學習也能有這樣的魔力，都在期待著有一個與他們的天性相吻合的學習環境，都在期待著學習給他們帶來快樂。他們希望學習自己熱愛的東西，並且希望父母和老師和他們有同樣的願望。

潘正磊就是在這樣的希望中讀了12年書，卻一直沒有能夠如願，然後她到美國讀大學。多年以後回想剛剛來到美國的情形，她是這樣開頭的：“當時可傻了，真的是傻傻的。”其實這女孩子不僅一點不傻，還很聰明。只是在中國讀書多年，每天跟著老師和教材走，讓學什麼就學什麼，從來不用自己決定事情。當她走進華盛頓州立大學的時候，立即發現，幾乎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來選擇。

在美國的大學裡，選擇是學生的家常便飯，甚至是學校的一種制度。新生入學後，第一件事情就是選擇學什麼課程。每一門課程都會安排在不同的時間，所以你又要為自己選擇什麼時間學——是在每天上午還是下午、是在這個學期還是在下個學期。每一門課程都由不同的教授來講授，比如華盛頓州立大學的“微積分”，有6個教授講，所以你還要為自己選擇教授，可以選擇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也可以選擇一個默默無聞但卻真有學問的人。不同的老師在講授同一門課的時候，可以使用不同的教材，教學方法也不同。如果學生在兩週之內發現自己不喜歡這個老師，那麼他就可以拒絕再去聽課（這有點像中國人說的“炒老闆”），而且不用交學費，直到自己選擇了一個新老師為止。課程結束之時，每一個學生不僅可以從教授那裡拿到自己的成績，還有機會來評價教授，而學生的評價都將記錄在案，作為教授業績評價和升遷的依據之一。

潘正磊說她“始終對教育很感興趣”，因為“教育是一個人能改變自己的唯一方法。”但是她怎麼也不會想到，教育竟會以這樣一種方式來改變她。有時候想起自己在中國讀書的那種方式，比如背那些政治課，她“覺得很可笑。花了那麼多時間，一次一次地考過來，對你的成長有什麼好處呢？”可是學生沒有選擇的權力。課程不是自己選擇的，每個學期第一天，學生把課本領回來，然後是課程表，不管喜歡不喜歡，都得跟著學。“我從小就是每天跟著老師做功課，從來就沒有想過自己喜歡什麼，從來沒有一個自己的喜好。從教育來說，我覺得那時候學的很多課程根本是在浪費時間。”

在美國，她看到一些完全不同的學習方法。這讓她更自由，也有了選擇的權力。也正是從這時開始，她意識到，選擇是更富有挑戰性的境界。“我記得一個專案課，讓我做得半死。”課程開始的第一天，教授不是說自己想講什麼，而是問她：“你想做什麼？”她說她要做個自動售貨機，教授問她“怎麼做”，她花了幾天的時間來回答“怎麼做”的問題。然後教授找來兩個學生做她的顧客，告訴她，“顧客”將是她的自動售貨機的“購買者”，她要讓他們滿意，最後的“產品”要由他們來驗收。結果就像她自己說的，這門課程讓她做得“半死”，但她成績突出。然而她得到的東西不只是分數，她真正理解了什麼叫“選擇”。

大學本科畢業後她來到微軟，在這裡一氣工作了9年，這中間有很多機會去繼續讀書，像卡耐基梅隆這樣的名牌大學已經錄取了她，但是她選擇繼續留在微軟。“我覺得這個環境很好，我學到的東西比任何時候都多，為什麼還要去讀書呢？”幾年過去，她已成為微軟公司的開發總監，有些很要好的同學拿了博士學位回來，她也不羨慕。“我想的就是我喜歡什麼，我想要什麼，而不是別人有了什麼自己也要有什麼。”她這樣說。

除了同為女性，朱麗葉與潘正磊幾乎沒有什麼共同的背景了，她是美國人，對中國的學校一無所知，但是她對教育的看法，卻和潘正磊不謀而合。她在幾年前是愛爾蘭一所中學的教師，現在是微軟公司自然語言小組的經理。她的兒子沃倫秉性聰慧，才14歲，就已完成高中學業，可以上大學了。2003年秋天的一個下午，我們和這母子二人在一起談論“天才少年”的問題。在這種情形下，大多數中國父母都會很自豪地敘述孩子的成功，卻不料這對母子竟有另一番看法。

因為不喜歡才煩惱，不是因為煩惱而不喜歡（2）

“我不想讓他現在就上大學。”朱麗葉說，“我想讓他更多地享受童年時光。讓他做他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