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整個手術步驟，老師也認為我已經完全可以獨立承擔手術了。

領導看我急匆匆地闖進辦公室，忙問：怎麼回事？急成這樣。我一五一十地彙報了手術過程，包括怎麼發現出現了差錯，自己又怎麼處理的。領導聽完，沉吟片刻，安慰我說：“既然沒對病人造成不良後果，心裡就不要再揹包袱了。每一位醫生的成長，每開展一項新的手術，都需要一個過程。你今後一定要汲取教訓，認真謹慎地對待每一例手術。”

下午我又趕到翟大夫的住處，向她詳細敘述了手術經過。翟大夫說這種情況他們也曾經遇到，我的處理非常得當，不會影響病人預後。後來，這位病人術後恢復良好，沒有任何不適感覺，術後7天就痊癒出院了。

這件事情雖然就這樣過去了，病人沒找麻煩，領導沒有批評，老師沒有責備。但在近40年的行醫生涯裡，我常常以此事警醒自己：我們醫生面對的是病人，當病人踏進醫院之時，他們的生命與健康就掌握在我們手裡。對我們醫生來說也許只是一個小小的差錯，但對具體的病人而言可能就是無法挽回的終生痛苦。為此，我更加刻苦地學習業務知識，苦練技術本領，每逢給病人手術，都特別小心，慎之又慎。當我離開醫生崗位後，回想從前，我為自己從此再未出現過手術差錯感到無比欣慰。

瘋狂年代的遺憾（1）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是一個誤診誤治的病例。

這件事發生在“文革”時期，那是個瘋狂的年代。

它令我遺憾，令我難忘。

主人公是一個女社員，二十六歲，家住遼寧東部山區。1972年秋，縣革委會派到農村的學大寨工作隊發現了這個病人。當時她的肚子特別大，看不見自己的腳，已不能行走，因無錢醫治，只能在家躺在炕上。工作隊瞭解到她家是貧下中農，她愛人又是下鄉知識青年，馬上採取積極措施把他們送到了縣醫院。

因是縣革委會工作隊送來的病人，縣醫院領導也非常重視，立即組織相關科室會診，因病人既往健康，沒有任何病史，腹部極度膨脹，張力很大，肝、脾均觸診不清，又因當時沒有B超，其他檢查也很有限，給診斷帶來一定困難。初步診斷不外是兩個病，一個是卵巢囊腫，一個是肝硬化腹水。如果是前者，可以手術切除，徹底治癒。當時大家都希望是前者，特別是工作隊和剛上任的縣醫院院長，他們都希望幹出點成績來。院長不是醫務人員，心裡沒底，就又組織了一次全院各科室醫務人員的大型會診。

會上有爭論，意見不一致，明確支援肝硬化診斷的當時只有兩個人，一個是內科主任，一個就是我。

我當時是醫大畢業第五個年頭，是遵照毛主席的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最高指示來到縣醫院的。我考慮病人肝硬化的主要依據是肝功不好，濃碘＋＋＋，射濁、鋅濁都高。

因為我當時是一名年輕醫生，沒有什麼臨床經驗，但也沒有太多的保守思想，所以考慮問題比較簡單，只認準一個門——肝硬化。當時國內有名的消化專家李教授正在縣醫院帶學生實習。醫院請她會診，她看完病人後說：“無論是卵巢囊腫，還是肝硬化，我都沒見過這麼大肚子的。診斷，我還是傾向肝硬化。”當時工作隊和院長都不甘心肝硬化這個診斷，又組織了一次小規模的會診。有內科、婦科和部分外科醫生參加，目的是說服支援肝硬化診斷的人支援卵巢囊腫診斷。婦科主任和部分外科醫生明確診斷卵巢囊腫，發言慷慨激昂，很被工作隊看好，明顯受到親近。工作隊態度十分明確，發言說：“病人確實肝功能不好，但不一定就是肝硬化，貧下中農吃什麼？我們吃什麼？能一樣嗎？肝功能化驗能正常嗎？醫大專家說是肝硬化，我們也不能完全相信，她是反動學術權威，她和貧下中農有感情嗎？”最後演變成同意卵巢囊腫手術治療的就是對貧下中農有感情，是積極的、進步的。同意肝硬化腹水診斷的就是對貧下中農缺乏階級感情的，是保守的、落後的。內科主任的發言也不太堅定了，我呢？乾脆沒敢發言。此次會議，基本定調，一定要為貧下中農解除痛苦，手術切除大瘤子。

為了確保手術成功，當晚他們在腹部切了個小口探查，探查的結果非常“如人意”，是卵巢囊腫！卻不知這個探查結果鑄成了以後的大錯。到現在我也不明白，他們是怎麼探查的，真是鬼使神差，可當時他們那興奮勁就別提了。第二天召開術前討論會，吸收內科部分人員參加。會上宣佈：經手術探查，病人診斷卵巢囊腫，決定手術切除這個估計一百斤左右的大瘤子，世界罕見，可以放一個大衛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