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為楚。

三，總結

上述晉末政爭的五個階段，是江左的太原王氏由極盛到覆滅的過程，是嚴格意義的門閥政治最終結束的過程，也是司馬氏的東晉政權徹底敗落的過程。東晉末年政局，由主相相持演變為兩藩對立，再變為孝武帝死後兩藩聯合以抗中樞，再變為一藩失敗一藩成功，再變為桓玄暫得獨攬權力而成篡局。在這十餘年瞬息變化的政局中，不論是皇帝，是相王，是權臣，是藩鎮，是士族，沒有一個人得以成為時局的重心。百年門閥政治的格局破壞了，而皇權政治並沒有真正樹立起來。中樞既昏亂，又虛弱。如果說有什麼勢力在這十餘年中真正起了作用，那就是上下游兩強藩所倚恃的軍隊：上游是以楊佺期雍州兵為主的軍隊，下游是劉牢之的北府兵。

上下游這兩支軍隊，都是由邊境地區的北來流民為主體而組成的。軍隊的統領，劉牢之是出自將門的次等士族；楊佺期雖出弘農楊氏高門，亦因晚渡及婚宦失類而不得預於勝流，實際地位與劉牢之相近，只能算作次等士族。北府兵和雍州兵，軍隊由次等士族的武將率領，而武將則由門閥士族指揮，武將和門閥士族之間一直存在矛盾。王恭輕視劉牢之，桓玄以寒士裁抑楊佺期，都是同樣的xìng質。所以這兩支軍隊都有脫離士族統治的傾向，實際上是走著與士族相對dú　lì的但卻是迂迴曲折的發展道路。

在門閥政治無法繼續，皇權政治不得復興的條件下，只有劉牢之、楊佺期的軍隊具有澄清局勢、恢復安定的潛在作用。但是這些傖荒武將並不理解自己能起的作用和自己的歷史使命，不具備使自己的軍隊完全脫離門閥士族附庸地位的意識。他們沒有一定的方向，始終只是在百年門閥政治造成的迷宮裡跌跌撞撞。

以下游武將劉牢之論，他雖然握有一支決定建康命運的軍隊，但他一叛王恭而降司馬道子，二叛司馬道子而降桓玄，三叛桓玄而走上絕路。他始終只是為了自存，而又終於無法自存。《謝安傳》謝安疑劉牢之“不可獨任”，《劉牢之傳》牢之參軍劉襲謂“一人而三反，豈得立也！”劉牢之的行動並不只是個人暈頭轉向、進退失宜問題，而是反映了本來是門閥士族的工具的倫荒武將轉化為社會統治力量時必然出現的曲折。居間行計以促成劉牢之的反覆的，一次是司馬道子派出的高素，一次是司馬元顯派出的何穆之，這二人都是北府舊人，但也都不明白北府兵的歷史作用。不過，也還應當看到，劉牢之幾次倒戈後，北府兵既未真正歸於司馬道子父子，也未真正歸於桓玄。桓玄蓄意剝奪劉牢之兵權，先是自己兼領徐州，後來又以桓修出鎮京口，並徒劉牢之於會稽，以北府兵配諸桓。儘管如此，北府兵並不為桓玄所用。當劉裕進攻桓玄時，桓玄以桓謙等人拒戰，“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懾伏裕，莫敢出鬥，……謙等諸軍一時奔散”，事見《晉書》卷八五《劉毅傳》。甚至在劉牢之自殺以後，北府勢力還能重建，並團聚在劉裕周圍，成為劉裕驅逐桓玄，壓平盧循，進行北伐，廢晉立宋的主要力量。

至於上游楊佺期的武力，與劉牢之的北府兵相比，xìng質上很相像而結局卻又不同。楊氏的兵力是上游荊州的決定力量，沒有它，殷仲堪和桓玄很難有所作為。而楊氏兄弟始終只是依違於門閥士族勢力之間，沒有dú　lì發展的打算，與劉牢之所統北府兵相似。不過，楊氏兄弟的武力被桓玄兼併後，就成為門閥士族桓氏的工具，成為桓玄入京代晉的墊腳石，這又與北府兵完全不同。桓玄兼併楊佺期，這是區域性問題；桓玄終於被北府將劉裕所滅，這是全域性問題。從區域性看來，門閥士族可以吃掉強大的倫荒武將；從全域性看來，門閥士族的統治地位終將要被傖荒武將所取代。

還有，即令是荊州這一區域性，桓玄兼併楊佺期，也沒有長期地改變荊州地區門閥士族與傖荒武將的關係。《梁書》卷一○《蕭穎達傳》：“江陵素畏襄陽人”。陳寅恪先生《述東晉王導之功業》一文據此立論曰：“此點不獨涉及梁武帝之霸業，即前此之桓玄、劉毅、沈攸之，後此之梁元帝、蕭詧諸人之興亡成敗，皆與之有關也。”東晉以來，特別是桓溫居江陵以來，上游僑人門第較高者常居江陵，門第較低而有武力者大率居襄陽附近，與下游僑人門第較高者居建康，門第較低而有武力者大率居京口附近相類似。《南齊書》卷一五《州郡志》（下）：襄陽、江陵“步道五百，勢同唇齒。”江陵必須用襄陽的武力，始能維持上游的統治；襄陽的武力總是在關鍵時刻，影響甚至決定江陵的政局。這就是“江陵素畏襄陽人”的歷史背景。楊佺期之後有魯宗之。據《宋書》卷七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