劃分等。

三、禮樂文化的形成和影響

中國現代歷史學家錢穆在《周公與中國文化》一文中，對周公“制禮作樂”的要義給予了明確解釋：“封建之要義，在文教之一統。故推及西周封建制度之極致，必當達於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太平大同之理想，皆由此啟端。故周公制禮作樂之最大深義，其實即是個人道德之確立，而同時又是天下觀念之確立也。”

說明《周禮》之“禮”，實際上兼有宗教、政治和倫理的功能，既是維繫政綱、社會秩序的典章制度和天人合一、上尊下卑的綱常倫理，又是君子之“德”的體現，可成為人們自覺遵守的行為規範。

禮樂教化的核心是“和”。即禮主外以導其志，樂主內以和其性，使神人相和，禮樂相和，天人相和，人人相和。

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司馬遷在《史記&amp；#8226；樂書》中說：“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

在西周人看來，殷商統治者由於荒淫無道而導致滅亡，深知“天命靡常”的道理，於是建構以人治為中心的禮樂制度，把殷商尚武、尊神思想轉化為尚德、修身思想，提倡敬天保民、以天為宗、以德配天，當是巫術性禮樂文化的本質體現。

他們一方面宣揚自己上承天命，突出其合法性和神聖性，一方面透過歌頌先王的功德，確立人格規範，為時人和後人樹立楷模。透過統治階級和上層貴族的“敬命”、“敬德”，為國人樹立起一套自我約束的信念和模範，從而實現人倫和諧的社會理想。

首先，《周禮》建構的以人治為中心的政治制度體現了“和”的追求。以禮樂為核心的統治制度內容十分廣泛，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數宗法制、分封制、嫡長子繼承製、法制等。

宗法制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確定了政治權力和財富的分配原則，和分封制配合起來，形成“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等一套等級制度，嚴格規定了上下級和各自應承擔的義務，形成了以天子為核心的金字塔式統治網路。

嫡長子繼承製確立了“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的王位、宗子繼承製度。它以犧牲立賢為代價，以國之“和”、貴族宗族內部之“和”為目的，避免王位紛爭、解決王位和平繼承與過渡問題，和“君統”、“宗統”繼承問題，從而達到國家穩定、和諧、有序發展、長治久安的目的。

實現“和”之上的小康社會，是中國古代君王和聖賢們的治國理想。《禮記&amp；#8226；禮運》篇中有三段精彩的論述，一是關於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論述，一是關於“肥”的論述，一是關於“小康”社會的論述：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

“小康者，即天下肥也。”

而“天下肥”的表現則是“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而已，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為己。”

所以，小康社會是建立在生活富裕、國家富強基礎上的上下和諧、君臣和諧、家庭和諧、男女和諧。

其次，《周禮》影響了中國哲學的核心概念“和”。先秦諸子之所以“百家爭鳴”，是因為“禮崩樂壞”，各家都試圖開出療救社會的藥方。不論是墨子的“兼愛”，還是韓非子的以法代德思想，都是為了解決“日失其序”的大亂局面。

以“儒道互補”觀為例，說明道家強調的是“道”和“一”：“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生兩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這種一元論的哲學觀與西方哲學中的二元對立明顯不同，這裡的陰、陽不是對立的，而是同一個宇宙本源的變化形態，兩儀的分裂也不是對抗性的，而是統一在“太極”之內，“道”將這些表面上對立的事物合而為一。

儒家則將最高的美德視為中庸。孔子在《論語&amp；#8226；雍也》中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認為《周禮》是禮制的典範，立志要“克己復禮”，重新回到禮制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