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軍隊接受政府指揮，歸政府管轄，不準另有其他名目之軍隊。

（二）陝北區域，不得擅設違背中央之特種制度。”＇《蔣總統秘錄》第13冊，臺北中央日報譯印，第146頁。＇　否則不予中共及其軍隊的合法地位。這種態度令華萊士失望。

隨後，華萊士將中國之行向羅斯福總統作了彙報。他主張國並雙方建立統一戰線，建議美國政府在支援蔣介石的同時，透過各種可能途徑對其施加影響，使其在中國進步人士的指導下，採取能喚起民眾支援、能使中國在作戰方面有新的起色的政策。而美國對華政策應當具有靈活性，以便能在更有希望的中國領導人或集團出現時利用他們。華萊士還估計到，蔣介石沒有治理戰後中國的才能和政治力量，戰後中國的領導人要麼從演進中產生，要麼從革命中產生。現在看來，更可能是從革命中產生。＇〔美〕伊·卡恩：《毛澤東的勝利與美國外交官的悲劇》，群眾出版社，1990年版，第97頁。＇

但是，羅斯福政府援助中國繼續進行有效的抗日戰爭的政策，同蔣介石政府消極抗戰、儲存實力，準備反共的政策發生了很大的矛盾，不僅華萊士訪華未達到預期目的，而且不久又發生了史迪威事件。

史迪威陸軍中將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被羅斯福任命為“中國戰區參謀長”而派到中國的。其使命是貫徹執行美國的對華政策，並監督加強中國軍隊對日作戰的“戰鬥效能”。但是，蔣介石要求美國派一名高階官員作參謀長，本來的目的是希望獲得更多美援，裝備他的軍隊，鞏固國民黨的統治地位，消滅共產黨和人民武裝。這樣，圍繞吏迪成的指揮許可權問題、援華物資的分配權問題以及由史迪威統率全部中國軍隊等問題，美國的政策與蔣介石的立場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和衝突。

1942年5月，第一次緬甸戰役失利時，史迪威痛感中國軍隊“劣等裝備”、“軍火不足”、“愚蠢的指揮”及蔣介石的任意干預帶來的不良後果，提出改革國民黨軍隊的計劃，要求撤換國民黨的某些中、高階軍官，並要求美國政府對蔣介石施加壓力。蔣介石除答應對個別軍官進行“撤查”外，對史迪威的要求均未同意，史蔣矛盾加劇。

對於史迪威控制援華物資的分配權，蔣介石一直也是不滿意的。這個問題的矛盾首先在美國空軍調運問題上暴露出來。緬甸失守後，中東局勢又由於德軍的進攻而隨之緊張，美英聯合參謀委員會“不經預告”就把原來支援中國戰區的重轟炸機和運輸機調往埃及助英作戰，削減了對中國戰區的空運噸數和作戰力量。蔣介石對此非常不滿，認為這是“無視中國利益”，質問英美“是否尚以中國戰區為同盟國之戰區”！蔣介石向美國提出三點要求：調派美軍打通滇緬交通線；保證每月空運五千噸援華物資；並要求免除史迪威對租借法案的控制權。對此，羅斯福一方面向蔣介石作了解釋，同時也有條件地作了讓步，答應出兵共同打通中印公路連線滇緬交通線，增加空運援華物資，但仍要保持援華物資的控制權。羅斯福的緩解並沒有消除蔣介石與史迪威之間的矛盾。

隨著戰爭的發展，史迪威對國共兩黨的認識進一步加深。史迪威早在20年代就在中國工作過。1935至1939年曾任美國駐華使館武官。透過長期的在華觀察，瞭解到國民政府“是個腐敗殘暴的政權”，政治上不民主，軍事上消極抗日，經濟上貪汙腐化，囤積援華物資。而共產黨軍隊雖然裝備不良，但堅決抗日，成績顯著。史迪威等人從抗日大局出發，主張採取聯共方針。

1943年9月6日，史迪威首次提出使用和裝備中共軍隊的建議。為了瞭解中共並與中共建立聯絡，1944年1月15日，史迪威的政治顧問戴維斯擬定了派遣美軍觀察團到延安的計劃。2月4日，史迪威向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報告說，國民黨政府用50萬軍隊在華北圍堵中共軍隊。對中國抗日戰爭有大損害。對此羅斯福頗感憂慮。2月9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正式提出派遣美國軍事代表團到延安的要求，遭到蔣的拒絕。3月22日，羅斯福再次致電催促蔣介石。在羅斯福的壓力下，蔣介石不得不於4月22日表示同意，但在具體實施時，卻又以種種理由進行拖延。

1944年夏，在日軍一號作戰的攻勢之下，國民黨戰場出現了大敗退，美國政府擔心影響美軍在太平洋方面作戰的勝利。7月6日，羅斯福電告蔣介石：“中國的情況是那樣危急，如果不立即採取根本的行之有效的挽救辦法，我們的共同事業就會遭到嚴重挫折。”他強調指出，日本的進攻“不但威脅著你的政府，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