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經過簽訂和參加《反共產國際協定》，德日意初步形成了以柏林——羅馬——東京為軸心的法西斯集團。在歐洲，德意一方面與英法美進行經濟爭奪，強化干涉西班牙的區域性戰爭，另一方面積極準備發動新的侵略戰爭。

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在德國主要軍政首腦秘密會議上，決定了首先吞併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消除側翼威脅的戰略方針。

在亞洲，日本軍事經濟急劇膨脹，1937年日本的陸海軍武器生產總額，比1931年增長了8倍。壟斷資本的暴富和勞動人民貧困化的加深，使1936年日本參加工農鬥爭的人數超過42萬人，達到戰前最高水平。在日本國內，不僅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而且統治階級內部親德意派與親英美派之間，政黨、軍部、政府之間的矛盾也很突出。

在遠東，日本與英美等國的矛盾亦不斷加劇。隨著“二·二六”事件後日本法西斯政權的確立和大規模的擴軍備戰，日本對戰略原料、市場的需求和擴張的慾望也越來越高。在變中國華北為第二個“滿洲國”的計劃碰壁後，日本正加緊策劃全面侵華戰爭。

英、法、美等國家，雖然同後起的德日意法西斯國家存在著尖銳的矛盾，但經過幾次經濟危機的嚴重衝擊，已力不從心，為了保住現有市場和殖民地，它們在法西斯侵略面前，採取了一種姑息遷就的綏靖政策。在英國，張伯倫於1937年5月出任首相後，全面推行綏靖主義政策。他的總計劃是：“在最近一年之內爭取同德國和義大利議和，並締結四國條約。”＇《蘇聯對外政策檔案》，全宗011，1937年第1卷，第48頁。＇

為此，張伯倫指派親信哈里法克斯勳爵前往德國，向希特勒表示英國同意滿足德國對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但澤的要求。英國還試圖拿中國東北與日本做交易，以保住其在遠東的權益。這時的法國，也把自己的安全寄託在同英國的聯盟上。

此時的美國，則實行一種名力“中立”，實為“綏靖”的政策。美國國務卿赫爾於1937年初設想了一個包括軍備限制、政治保證和殖民地重新調整的歐洲問題總解決方案，企圖以此換取“德國放棄自給自足的經濟體制和擴充軍備。”＇〔英〕C·A·麥克唐納：《美國、英國與緩靖》（1936～1939），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4頁。＇

在遠東，美國“擔心以任何形式出現的英美統一陣線，都會在日本激起支援軍隊‘極端分子’的輿論，從而危及和平”。＇〔英〕C·A·麥克唐納：《美國、英國與綏靖》（1936～1939），第42頁。＇　並堅持從經濟上綏靖日本，源源不斷供給日本戰略物資，起了助紂為虐的作用。

當3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處在經濟危機狀態的時候，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一直順利發展，1937年提前完成了第二個五年計劃，工業總產值已由1913年歐洲第4位世界第5位，躍居歐洲第1位世界第2位。面對法西斯國家的戰爭威脅，蘇聯致力於建立國際集體安全體系的努力，但遭到英法美等西方大國的拒絕。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爭取時間建設和鞏固內部，並打破西方大國禍水東引的企圖，蘇聯也極力避免與德日意法西斯國家直接發生對抗。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鬥爭，自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提出組織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任務後，有了較大的發展。特別是歐洲西班牙人民反對德意武裝干涉和亞洲中國人民反對日本侵略的鬥爭，遙相呼應，並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援。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促成了中國政治形勢的重大轉變，國共兩黨開始走上團結抗戰的道路。

1937年，國共兩黨為動員和準備全國抗戰，在軍事、政治、經濟和思想諸方面做了相當的工作。國民黨還於1937年6月中旬決定在廬山召集全國高階將領、各界人士座談會，共商軍政大計，研討對日方策。共產黨亦於5月在延安召開全國代表會議，提出了爭取民主，發展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任務，號召力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現全民族的解放而鬥爭。中國政局的這一重大變化，不僅給日本的侵略政策以沉重的打擊，而且對中國全民族抗戰的發動與堅持將產生深刻的影響。此時，中國社會雖然有了很大的進步，但仍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國，國民政府還不願實行民主政治，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尚未正式建立，抗戰準備還不充分。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日本法西斯集團決定利用對其有利的國際形勢，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