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代表著成功與自信；或是美國全國廣播電臺CNBC那些聲音清楚洪亮的分析員和他們對市場走向的預測――儘管他們的預測往往將投資者引入誤區；或是紐約證交所門前寬闊的大理石石階上，那永遠坐滿從世界各國慕名前來的人群；再或許是熱鬧的42街、百老匯以及世界聞名的公園大道（Park　Ave。）上各高樓大廈頂部那些讓人眼花繚亂的股市自動報價系統和互相交錯的紅綠線；再或許是各大洋行醒目的廣告話/畫：花旗銀行的“生活富有”（Live　Richly）；或波士頓第一銀行的“最便宜直接線上交易，五美元一次”（CSFB　Direct，＄5　a　trade），等等，不勝列舉。但在這一切聯想畫面中，我們看不見華爾街擁有一個工廠，生產一雙鞋襪，不為人們提供任何一個“可見產品”。那麼，他們是靠什麼賺錢的呢？靠什麼來維持華爾街數百幢大樓的每天營運？

我們知道，財富均是由人創造的。華爾街是怎樣創造財富的呢？世界第二首富巴菲特（Warren　Buffett）是靠什麼致富的呢？靠投資，走長線，人們會立刻這樣回答。這個答案最多隻對了一半，因為在人人投資的今天，並不是人人在致富，致富的是很少的一部分人。也許有人靠的是僥倖，有的撞上了機遇；然而作為一個工業（industry），華爾街能存在二百多年，不可能靠偶然的機遇。財富五百強（Fortune500）的大公司，平均壽命也只有四十六年。在1929年與1987年的股市大崩盤以後，華爾街均能反彈，這說明一個非常深刻的問題，那就是華爾街與工廠一樣，有能力並且在過去二百多年中創造著財富，只是他們創造財富的途徑與傳統工業的方式不一樣。

華爾街文化2

簡單地說，華爾街以自己的智慧才幹透過管理資產的能力而獲得財富，創造出來的產品不再是人們需要的穿在腳上的一雙鞋襪；在鞋襪滿足以後的今天，根據投資人佔有資產的多少以及投資風險的包容能力，華爾街替銀行的客戶們制定投資方案，替投資者們設計或買進賣出各個不同的金融產品，又稱“不可見產品”，為投資者創造財富，在為投資者創造財富的同時，自己也致富。

不同於一雙鞋襪，一幢房屋，金融產品摸不著、看不見，是以“合同”、“契約”的方式出現。比如，用三千元購買十元一股的“中國電信”三百股，或者買進三千元固定利率在8％的政府十年國債券，這種成交，交到投資者手中的是一紙“合約”。如果這兩個專案――中國電信和十年國債――是兩個很優秀的投資專案，三年後，也許十元一股的“中國電信”變成二十元一股，投資總額翻了一番；而三千元的國債投資，在國民經濟搞得好，物價穩定，通貨膨脹控制在1％～3％的情況下，效益也同樣十分可觀，真的是“守株待兔”，坐在家裡拿錢。但如果國民經濟蕭條，加上戰亂、物價飛漲、通貨膨脹變為8％或以上，8％的國債投資就是很糟糕的投資：本金雖然保住了，但利潤率還比不過通貨膨脹。這兩個例子是極為簡單化了的例子，要說明的是：華爾街是人為的市場，生產的是不可見產品，因其各大銀行所擁有僱員的優秀程度與資金多少取信於投資大眾。當在大眾管理資產妥善有“賺頭”的前提下，華爾街也“大發其財”。

由於華爾街的回報主要是靠人這“軟體”得來的，華爾街對個人的要求就特別高；又由於銀行各個部門是互相依存的，因此華爾街對由無數個人組成的團隊的要求也同樣高；再由於華爾街永遠面臨的是不斷的新產品與風險的出現，新的市場的開發，新的顧客的要求，華爾街必須保持“年輕化”――在華爾街工作的最佳年齡在二十五歲至四十歲；更由於在這個行業裡的有限時間段內，人們期望他們的“最佳歲月”得到“最佳回報”，華爾街也是人性最暴露的地方：膽小（Fear）與貪婪（Greed）往往同步，公司的“辦公室政治”也應運而生，成為華爾街的一個可怖景觀，時時聽見從華爾街退下的或仍然堅守陣地的人們搖首嘆息，將辦公室政治與美國人懼怕的另外兩件事稅收和死亡相提並論。華爾街的白領心事重重，高收入的他們難逃這三大劫難：辦公室政治，稅收和死亡。即使如此，人們仍然“視死如歸”地要去華爾街。

華爾街文化的一個最大特點是其全球性：無論紐約的華爾街、倫敦的“華爾街”、巴黎的“華爾街”、東京的“華爾街”，均是孿生姐妹。這些跨國大洋行的投資行為是全球行為，因而華爾街的文化也許是最不帶有“種族色彩”的企業文化。一個世界，一個人類，一個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