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最寵愛的情人，與所長關係甚密，很可能她知道有關箱子的情況。於是，專案人員順藤摸瓜，找到了原巴斯特研究所所長當年的這位中國情人，透過多次追問，這位“情人”終於吐露了真情：她當年和巴斯特研究所所長確實曾經相愛，並且也認識弗利這個美國軍醫。而且她和巴斯特研究所所長以及弗利三人，還曾在北平的北海公園遊玩過一次，直至深夜才趕回天津。但第二天一大早，美國海軍駐天津兵營就突然被日軍包圍，接著弗利被俘，便再也沒見弗利和巴斯特研究所所長有過接觸，更沒見過所謂送來的軍用提箱。

這位所長的情人的意思很清楚，由於“珍珠港事件”爆發前一天，他們和弗利都在北平北海公園玩，而裝有“北京人”的箱子這時要麼還在秦皇島，要麼還在秦皇島至天津途中，弗利手中是不可能有箱子的；“珍珠港事件”爆發後，弗利當即被俘，被俘後的弗利不可能有人身自由，同樣也就不可能擁有箱子。所以她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前後，都沒見到過弗利送來的箱子，自在情理之中。但這位所長的情人沒見到弗利送過箱子，並不等於弗利沒有送過箱子。因為據弗利後來所說，他被俘一個星期後又被放了出來，他是在被放出來之後將箱子轉存到巴斯特研究所的。可專案組又經過一段時間的查詢，還是未在原巴斯特研究所找到弗利所說的箱子；而弗利當年是否就一定把箱子存放在了原巴斯特研究所，也缺乏可靠的證據。

弗利提供的第三條線索是將另兩個箱子交給了他平常最信賴的兩個中國朋友。專案組人員透過四處調研，八方查詢，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終於找到了弗利說的那兩個他最信賴的中國友人。這兩個中國友人本是一對恩愛夫妻，當專案組人員找到他們時，這對夫妻早已離婚多年，原因是解放後有人揭發，說他倆當年裡通外國，與美帝國主義有勾結，故被打成了反革命。

於是，一家人從此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女的離異後回到上海老家定居，男的則被押到了四川某勞改農場服刑，多年來彼此已沒有任何來往。專案組人員分別從雙方的供詞中得到證實，“珍珠港事件”爆發前，這對夫婦和弗利確實曾是好友。而“珍珠港事件”爆發後不久的一天，弗利也確實曾將兩個箱子送到他倆家中，拜託他倆一定好好代管，等將來戰爭結束後再歸還於他。

但是，這對夫婦卻一口否認箱子裡裝有什麼“北京人”化石，而說這兩個箱子一個裝的是醫療器械，另一個裝的是弗利的衣服和一些中國古董瓷器，此外還有５００元美金。二戰結束後，弗利回到美國，不久便來信談及兩個箱子之事。後來取得弗利本人的同意，箱子裡的古董瓷器和５００元美金，由天津領事館拿走了，其餘衣物之類的東西，則由他倆給變賣了。

專案組人員對這對夫婦採取的是背靠背的辦案形式，而結果是，兩人的說法都基本一致。也就是說，他倆雖然確實曾為弗利真誠而精心地代管過兩個箱子，但箱子裡裝的東西，卻不是“北京人”。而這對離婚後的男女相處異地，且多年沒有來往，不可能存在相互串供的問題。

專案組人員再度陷入困境。

不久，隨著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興起，天津市公安局立案偵察“北京人”下落一案，宣告流產。

然而問題是，弗利當年留在中國友人家中的這兩個箱子早已時過境遷，他為什麼還要聲稱前來中國尋找呢？他執意要來中國尋找的，究竟又是什麼呢？莫非其中真有關於“北京人”的什麼秘密？

七十年代的弗利終究沒有踏上中國的國士，但到了八十年代，弗利要來中國尋找“北京人”的夢想，依然沒有破滅。聽說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弗利曾在北平協和醫學院任過研究員，後來被徵入伍，成了駐天津美國海軍陸戰隊的軍醫。１９４１年１１月間，當中美雙方決定將“北京人”化石秘密轉移出國時，據說護送化石的任務就落在了弗利的頭上。但弗利還來不及將化石帶走，就成了日本人的俘虜。於是弗利便成了最後接觸、掌握“北京人”化石下落的關鍵人物。

然而，美國的大夫弗利終生未能了卻到中國尋找“北京人”的心願，美國的人類學家夏皮羅卻終於實現了來中國尋找“北京人”的夢想。

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６日，經歷了幾十年的折騰和渴盼之後，年近７０歲的夏皮羅在女兒的陪同下，從紐約機場登上了飛往中國的航班。

夏皮羅父女搭乘的客機在北京機場平穩降落後，前來機場迎接他的，是中國科學院古脊椎與古人類研究所的青年人類學家董興仁。

就在三個月前的一天，夏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