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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年代，在選擇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鬥爭方法時，黨的領導者們也在積極開展理論工作。在《真理報》上，在《布林什維克》雜誌上，經常刊登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加里寧、雅羅斯拉夫斯基和黨的其他活動家的文章，他們想觀察一下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勢和前景。其中一些人在發表自己的著作方面是頗有成績的。比如，托洛茨基在革命後的十年當中出版了２１卷書。１９２４年１２月４日《真理報》報道，國家出版社列寧格勒分社開始出版季諾維也夫的２２卷本的文集。文集出版委員會把這部文集評價為一種“工人百科全書”。《真理報》還報道了《十月革命：列寧、布哈林、斯大林文選》一書的出版訊息。在這期間，布哈林所寫的材料出版得特別多，如《當代資本主義的矛盾》、《論新經濟政策和我們的任務》等文章。

斯大林也“不甘落後”。但是，他在２０年代發表的大部分文章，與其說是普及列寧主義，不如說是同各種集團、反對派以及各種派別的領導人進行論戰。在這方面斯大林感到自己如魚得水。看來，由於同反對派進行鬥爭，由於對自己昨天的同伴進行堅決的厲聲的批評，他才成為了一位“理論家”。順便提一下，托洛茨基在他的《斯大林的偽造學派》一書中也談到了這一點。書中提到，斯大林是靠同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才成為“理論家”的。在論戰中，在無數次的搏鬥和“揭露”中磨鍊了斯大林的思想。他在黨代表大會、黨代表會議、中央全會和政治局會議上所作的發言，都是很強硬的、堅決的，在多數情況下都是不可調和的，雖然斯大林有時出於策略上的考慮，也作了一些寬容的“鬆動”。例如，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１日斯大林在政治局會議上作了《關於緩和黨內鬥爭的措施》的報告。這些“緩和措施”歸結為五點最後通牒，反對派的首領如果想留在中央，就必須接受這五點要求。紓紣矠

在與思想上的論敵進行論戰時，斯大林完全變了樣子：他開始善於雄辯，並使用了尖銳的語言，有時還帶有個人侮辱的性質。斯大林常常一點也不難為情地說對方是“饒舌者”、“造謠者”、“糊塗蟲”、“不學無術”、“誇誇其談”、“應聲蟲”。總書記在為黨的統一、反對派別活動、爭取列寧主義的純潔性而進行的鬥爭中，得到一個粗暴的但不調和的戰士的名聲，他對此甚至感到自豪。我們記得，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作總結髮言時，斯大林尖銳地批評了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和索柯里尼柯夫。斯大林彷彿是要把粗暴的權利作為總書記的標誌攫為己有，他在代表們一片贊同的笑聲中說：“是的，同志們，我是一個直率而粗暴的人，這是事實，我並不否認這一點。”

我重複說一遍，這種“直率而粗暴”簡直常常帶有侮辱人的性質。波克羅夫斯基曾試圖弄清斯大林在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方面的立場，總書記在給他的回信中一開頭便稱這位律師是“自命不凡的無恥之徒”。在回信的末尾也用的是同樣的調子，他寫道：“你對於由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是一竅不通的，簡直是一竅不通的，紓紤矠結論是：需要具備不學無術者的厚顏無恥和鼠目寸光的見風使舵者的自滿自足，才能肆無忌憚地把事情搞到頭腳顛倒的地步”斯大林就是用這種方式和語言進行批評的。斯大林在反對論敵時使用的一些嚴肅的論據，常常要襯托上一些粗魯的形容語。總書記總是信心十足地斷定說：這裡是真理，那裡是謬誤。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從來也沒有這樣做過。否則就會出現像羅賓德羅那特·泰戈爾所說的那種情況：

我們在錯誤面前關上了大門。

真理慌亂不安地說：我將如何進去？

第一部第三章　把列寧主義“通俗化”的人（3）

隨著自己威信的確立和總書記職位的政治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