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的和被捕的革命者，我們從他們的回憶中可以看出，通常都看很多書。監獄對他們來說是一種特殊的大學。據格·康·奧爾忠尼啟澤回憶，他關在施呂瑟爾堡要塞的時候，就曾看過亞當·斯密、李嘉圖、普列漢諾夫、波格丹諾夫、詹姆斯、泰羅、貝克爾、克柳切夫斯基、科斯托馬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布寧等人的作品⑥。斯大林看的書不少，但他總感到奇怪，為什麼沙皇制度同自己的“掘墓人”作鬥爭是那麼軟弱無力，他們可以不幹活，可以想看多少書就看多少書，甚至可以逃跑。只要想跑，基本上都能跑掉。說不定當時他已經得出了後來他曾不止一次宣告過的結論：堅強的政權應當有強大的“懲罰機關”。成為“領袖”並在國內組織了血腥的清洗之後，斯大林同意葉若夫關於修改政治犯關押制度的建議。在１９３７年中央２—３月全會上，正是由於斯大林的堅持，在就葉若夫的報告作出的決議中專門加了一條：“監獄制度要制訂得讓蘇維埃政權的敵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社會革命黨人等等）忍受不了。它現在與其說像監獄，不如說像強制休養所。可以交往，可以同外界通訊，可以收到包裹，如此等等。”⑦“措施”自然是採取了。對那些不幸的人來說，現在根本談不上什麼“大學”了。在斯大林個人專權時期被關進遙遠的集中營的人們，為了自己能生存下去進行了殊死的鬥爭。但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達到目的。

甚至個別的逃跑事件都成了大事，要向斯大林報告。例如１９４８年６月３０日，內務部長向斯大林和貝利亞彙報：

蘇聯內務部報告：今年６月２３日，蘇聯內務部北方鐵路工程局附屬鄂畢河勞改營有一批犯人共３３人解除了看守他們的兩個士兵的武裝，搶了兩支衝鋒槍和４０發子彈，然後沿鄂畢河左岸朝上游方向逃跑

截至６月２９日，逃犯已有４人被擊斃，１２人被抓獲，其餘的人在追捕中

Ｃ·克魯格洛夫⑧

斯大林命令有關負責人員前往出事地點，設法把其餘的逃犯抓回來，要求在“行動”結束後必須向他報告。他的懲罰機關是沙皇憲兵局根本無法比擬的。

未來的“領袖”在圖魯漢斯克邊疆區庫列伊卡村看那些到得很晚的報紙時，不能不感到即將發生重大事變。但當世界大廝殺爆發的時候，這位移民流放者參加社會活動的最後一點積極性也沒有了。人們不由得想到，斯大林已經不想從流放地逃跑了（雖然起初有過這種打算），這有兩個原因，一是戰爭期間他在地下狀態會遇到許多困難，二是他不願意在動員期間被徵召入伍。實際上，當１９１７年２月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徵兵委員會想讓他入“伍”的時候，發現他身體有缺陷（一隻手臂乾瘦，一隻腳有缺陷），認為他根本不適於服兵役。

這四年流放期間，緊張的階級關係的暗流在社會的河床裡逐漸上漲，人民對帝國主義戰爭越來越不滿，斯大林似乎期待著什麼。也許，已經到了這份年紀的他，對自己在２０年的革命生涯中一事無成感到了絕望？或者，斯大林預感到他很快即將進入生活和鬥爭中完全不同於過去的一個階段？也可能，他有不相信專制制度能夠推翻的想法？這些，任何人任何時候也不會知道。關於這一時期的生活，斯大林沒有寫過隻言片語，講得也很少。

斯大林整整四年時間消極無為，實際上沒有寫任何東西，完全不像一個黨中央委員的樣子。在流放地，斯潘達良和斯維爾德洛夫成了實際領袖，流放者都集結在他們兩人周圍。斯大林孤獨自處，雖然他並不掩飾自己對斯潘達良抱有一定的好感。性情暴烈的革命者蘇連·斯潘達良命運不佳，沒能看到革命的火光：１９１６年他在流放地病故了。

我想，斯大林在流放地長時間情緒消沉的時期，是他作出個人抉擇的時期，是他回首往事、展望未來的時期。他那不知在什麼地方的兒子該長高了，而他暫時還沒有給過他而且也不可能給他任何東西。母親的情況也很少知道。他已年近４０，而個人前途還很渺茫。斯大林沒有任何專長，他什麼也不會幹，實際上從來沒有幹過活。順便說一句，領導我們黨和國家３０年的這個人不曾有過任何職業，如果不算多少懂得一點神甫這種職業的話。如果說，斯克里亞賓（莫洛托夫）畢業於實科中學，大學沒有畢業的馬林科夫在青年時期是某機構一個勤懇工作的事務秘書，而卡岡諾維奇是一個手藝不壞的鞋匠，那麼斯大林連他父親當的鞋匠也不是。警察當局在調查表中“會不會手藝（職業）”這一欄裡給他劃上一道槓，要不就填“辦事員”。斯大林本人在黨代表大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