紛紛批評，我真不知道汪先生為什麼要背這個黑鍋？”汪精衛說：“我們要復興中國起碼要三十年，不止我這年紀看不見，恐怕連你也看不見。我已年過半百，無其他報國之道，只要中國不再損失主權與領土，就可告慰平生了。”陳公博聽後感動地說：“歷代王朝危急之秋總有人站出來背黑鍋的。其實南宋秦檜也是一個大好人，他看南宋已無力與金抗戰，就挺身而出與金講和。我想秦檜是一名狀元出身的有學問的宰相，決不是傻爪。他當初何嘗沒有想過以後要被世人唾罵？但他還是以犧牲自己來換取南宋日後的中興。李鴻章、袁世凱也都想復興國家，都不想賣國。可是李鴻章死了，袁世凱也死了，中國還是不振，到今日國難愈加沉重。”陳公博繼續說：“現在有人說《上海停戰協定》、《塘沽協定》是賣國，我看與其說是賣國，還不如說是送國。賣國的人還有代價可得，送國卻是沒有代價的。今日要送國的人大有人在，又何必要汪先生去送呢？”汪精衛聽後說：“別人去送國還不如我汪某去送。別人送國是沒有限度的，而我送國則有限度，不能讓他們把國都送完。”陳公博又說：“不過我對於先生這種無代價的犧牲總覺得不值得。”汪精衛則說：“說到犧牲，都是無代價的，有代價便不算犧牲，我已五十出頭了，我決意當犧牲品。”這番談話後，陳公博下定決心跟汪精衛一起“犧牲救國”，這為兩人後來共同與日本合作打下了思想基礎。

不久汪精衛遇刺，被一名抗日軍人連發三槍至重傷。此後汪精衛不得不再次告別政壇，前往歐洲療養。

在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和張學良是主和避戰的“主和派”，汪精衛則是主張抗戰的“主戰派”，抗戰初期積極抵抗的十九路軍也是親汪精衛的粵系部隊，這和１９３７年蘆溝橋事變時的情況正好相反。由於掌握軍隊實權的蔣介石和張學良等人避而不戰，使沒有軍隊的汪精衛的抗戰計劃成為一句空話。汪精衛從“主戰”到“主和”的思想變化，代表了一批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被個人把持的私家軍隊的失望。

第三部分之二：主和派的艱難

在中國歷史上，每當發生對外戰爭時，那些堅持對外寸步不讓的主戰派，總是被尊為民族英雄，而那些主張對外讓步和解的主和派，總是被打入民族敗類的漢奸行列。儘管如此，在每次發生對外戰爭的時候，中國從來沒有出現過清一色的主戰，總會出現一批主張讓步和解、不怕當漢奸的主和派，中日戰爭時也同樣如此。

中國分為“主戰”與“主和”兩派，敵國日本也同樣存在“主戰”與“主和”兩派。日本的軍部和關東軍是主戰派，而日本政府和外交部則是主和派。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時，日本政府本想阻止，但卻無能為力。當時的若櫬首相後來以“不聽命令的軍隊”為題，描述了“九一八”事變的經歷：“９月１９日一早，我突然接到陸軍大臣南次郎的電話，說昨晚９點關東軍遭到中國軍隊的進攻，關東軍進行了反擊，現已佔領奉天城，戰鬥仍在進行中。政府隨後立即召開了臨時內閣會議，確定了不擴大事態的方針。然後透過陸軍大臣，向在滿洲的部隊下達了政府不擴大事態的指示，卻被關東軍當作耳旁風，關東軍進攻嫩江時說是為了保護嫩江鐵橋，我以為他們佔領嫩江就會停下來。可是他們佔領嫩江後，又說離敵軍太近不安全，還要越過東支鐵路。陸軍大臣下令不許越過東支鐵路，可是關東軍已進軍到齊齊哈爾，並又向黑河進軍。日本軍隊竟然不服從日本政府的命令，真是奇怪的事情。”

但關東軍扶植的滿洲國並沒有得到任何國家的承認，當時的日本政府也沒有對滿洲國予以承認。１９３１年１２月，若櫬政府倒臺後，犬養毅接任首相。犬養首相反對在滿洲搞一個獨立的滿洲國，認為這樣露骨地違反九國條約勢必造成日本和歐美列強的正面衝突，同時還試圖對軍隊中“下克上”的作風進行遏制。但犬養的行動激怒了軍國主義分子，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５日，一夥狂熱的軍人衝入首相官邸，明目張膽地將犬養首相殺害。犬養被殺後，再也沒有敢於挺身而出抵抗狂熱軍人的政治家，日本的政府其實成為軍人控制下的政府。

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５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認“滿洲國”，但這激起了全世界各國的反對。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日，國聯調查團發表調查結果，否認了“滿洲國”的成立理由，要求一切退回到“九一八”事變以前的狀況。然而國聯的調查結果卻在日本國內引起愛國者們的一片怒罵，譴責國聯對日本內政的干涉。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１日，國聯進行了表決，以４１票對１票（１票為日本）透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