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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僅六人，而分為兩卷。《伶官》、《宦官》本無可紀載，而強綴三人。

此其重複瑣碎，在史臣非不自知。特以無米之炊，足窮巧婦，故不得已而縷割分隸，以求卷帙之盈。勢使之然，不足怪也。然遼典雖不足徵，宋籍非無可考。

《東都事略》載遼太宗建國，號“大遼”。聖宗即位，改“大遼”為“大契丹國”。

道宗鹹雍二年，復改國號“大遼”。考重熙十六年《釋迦佛舍利鐵塔記》，石刻今尚在古爾板蘇巴爾漢。其文稱“維大契丹國興中府，重熙十五年丙戌歲十一月丁丑朔”云云。與王偁所記合，而此書不載。是其於國號之更改尚未詳也。《文獻通考》稱遼道宗改元壽昌。洪遵《泉志》引李季興《東北諸蕃樞要》雲“契丹主天祚，年號壽昌”。又引《北遼通書》雲“天祚即位，壽昌七年改為乾統”。

而此書作“壽隆”。殊不思聖宗諱隆緒，道宗為聖宗之孫，何至紀元而犯祖諱？

考今興中故城（即古爾板蘇巴爾漢，譯言三塔也，故土人亦稱三座塔雲）東南七十里柏山，有《安德州靈巖寺碑》，稱壽昌初元，歲次乙亥。又有《玉石觀音像倡和詩碑》，稱壽昌五年九月。又易州有《興國寺太子誕聖邑碑》，稱壽昌四年七月。均與洪遵所引合。又《老學菴筆記》載聖宗改號重熙，後避天祚嫌名，追稱重熙曰重和。考興中故城鐵塔旁，記有天慶二年《釋迦定光二佛舍利塔記》，稱重和十五年鑄鐵塔，與陸游所記亦合。而此書均不載，是其於改元之典章多舛漏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又稱據《太子誕聖邑碑》諸人結銜，知遼制有知軍州事、通判軍州事、知縣事之名。而《百官志》亦不載，是其於制度有遺闕也。

至厲鶚《遼史拾遺》所摭，更不可以僕數。此則考證未詳，不得委之文獻無徵矣。

然其書以實錄為憑，無所粉飾。如《宋史》載太平興國七年戰於豐州，據此書則雲“宋使請和”。《宋史·忠義傳》有《康保裔》，據此書則雲保裔被擒而降，後為昭順軍節度使。審其事勢，《遼史》較可徵信。此三《史》所由並行而不可偏廢歟。

△《遼史拾遺》·二十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厲鶚撰。鶚字太鴻，錢塘人，康熙庚子舉人，是書拾《遼史》之遺，有注有補。均摘錄舊文為綱，而參考他書條列於下。凡有異同，悉分析考證，綴以按語。《國語解》先後次第與《目錄》有不合者，亦悉為釐正。又補輯遼境四至，及風俗物產諸條於後。其中如劉守光自為節度使，《唐書》及《五代史》列傳載之最詳，乃獨取《資治通鑑》一條。李嗣源之救幽州，不引《契丹國志》，亦僅引《通鑑》。王都破唐兵，《五代史》與諸書互有同異，而不加考辨。金克中京，《大金國志》敘次最悉，乃獨取《松漠紀聞》數言。保大以後，遼事載於《宋史》紀傳者最多，皆略而不取。似此之類，皆頗有所遺。又蘭亭石刻之類，蔓延鋪敘，與史事毫無所關，亦未免嗜博愛奇，傷於氾濫。然元修三《史》，莫繁冗於《宋》，莫疏略於《遼》。鶚採摭群書，至三百餘種，均以旁見側出之文，參考而求其端緒，年月事蹟，一一鉤稽。其補唐中和諸人之傳，及《禮志》之補幡勝、《樂志》之補聒帳、《輿服志》之補金冠窄袍、《食貨志》之補賦稅名目，皆採輯散佚，足備考證。鶚《樊榭詩集》中自稱所注《遼史》，比於裴松之之《三國史注》，亦不誣也。至於卷末《國語解》，對音舛誤，名義多乖。由作史者昧於翻譯，故因仍故牘，致失其真。鶚雖釐正其次第，而索倫舊語，既非所知，故舊史駁文，未能考定。今《三史國語》悉蒙欽定，一洗前代之訛，足以昭示萬古。鶚所附贅，存而不論可矣。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內府刊本）

元托克托等奉敕撰。凡《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金人肇基東海，奄有中原。制度典章，彬彬為盛。徵文考獻，具有所資。即如大金吊伐一錄，自天輔七年交割燕雲，及天會三年再舉伐宋，五年廢宋立楚，至康王南渡，所有國書、誓誥、冊表、文狀、指揮牒檄，以載於故府案牘者具有年月，得以編次成書。是自開國之初即已遺聞不墜。《文藝傳》稱元好問晚年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制，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己所當任。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於張，願為撰述。既因有阻而止，乃構野史亭，著述其上。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採摭所聞，有所得，輒以片紙細字為記，錄至百餘萬言。纂修《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