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軍閥，建立黨國，為了這個目的，可以暫時與“帝國主義”達成和平妥協；勞動黨秉承共產國際“堅決反帝”的指示，寧可中止北伐，也不能中止對“帝國主義”的打擊。國社黨不認為大明的階級矛盾已經激化到必須暴力革命的地步，所以希望將工、農運動保持在一個適可而止的限度；而勞動黨則根據其階級鬥爭理念，在工、農運動中一味過激左傾，這種分歧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後果。

大革命後期，隨著工農運動的蓬勃發展，某些“左”的傾向滋長起來，如工會、農會成了第一政府，工會提出使企業倒閉的要求，錯誤的以為打倒一家洋行或一家商店就是打倒整個帝國主義，而中國的中小資產階級多是洋行的代辦，這樣就迫使他們停業，使勞資對立日益嚴重，實力商家群相離漢，而小商小販則感到恐懼。農村中由於“有土皆豪，無紳不劣”口號的提出，侵犯了自耕農和中小地主，“使中小土地所有者出身的軍人與鄉紳、掠奪者結成反共產主義、反農民的戰線”。如夏鬥寅的十四師，軍官們很多是湖北地主出身，也是湘鄂一帶地主土劣的避難所，夏鬥寅則成了他們政治上的代理人。所以他叛變時，打著聯合城鄉中等階級——中小商人、小地主、手工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