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冬東南大學農學院畢業，曾出版畜牧書籍六種。1933年赴日本研究日本史。1935年至1943年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1944年任國防部外事局上校專員。1945年任暨南大學教授。赴臺後歷任臺灣大學、政治作戰學校、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早年參加過中國共產黨的鄭學稼，脫黨後從事馬列主義、聯*史、蘇聯史和日本問題研究，從此走上和左派背道而馳的道路。還在40年代初期，他就和胡風發生過論爭，寫有《論民族形式》一文，批評、諷刺作為魯迅高足的胡風的“民族形式觀”。1943年底，胡風在國統區《時事新報》上發表的《現實主義在今天》，並不是如1955年反胡風運動時曾彥修（嚴秀）所說系針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而寫，而是對鄭學稼批評的回應。鄭學稼在復旦教書時認識胡風，兩人合不來。他之所以在這時寫《魯迅正傳》，是為了遏制該校師生中及社會上左傾思潮的發展，為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掀起的魯迅熱潑冷水。正因為鄭學稼反魯（迅），所以他在復旦大學的同事，如那時的教務長、《共產黨宣言》第一版的譯者、魯迅的老友陳望道，當年紅色政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志讓，還有左翼作家靳以、胡風均反對他，鄭學稼不得不黯然離開復旦大學。

《魯迅正傳》從書名到內容對魯迅均持貶損態度。鄭學稼一貫認為：“魯迅是文學家，但不是思想家，更不配稱‘中國高爾基’。”因而此書出版以後，遭到許多人的批評。如形中實左的曹聚仁在香港時就說鄭學稼的著作“顛倒黑白，亂說一氣”。鄭氏和陳獨秀在經濟上有往來，還和陳獨秀書信往返中探討時局變遷及*黨史人物評價問題，並幫陳獨秀轉支票給他多次見過的張國燾。鄭學稼毫不否認他和早期共產黨領導陳獨秀往來密切，思想觀點上有許多相似之處。

鄭學稼生性倔直，脾氣古怪。他為了自己的祖籍福州和閩侯的改名與隸屬問題，和蔣介石當面頂牛，蔣介石因此不再召見他。但他在臺灣有一小批追隨者和崇拜者。他在70年代前期於政治大學講授《社會主義運動史》、《第三國際史》等課程。著名大陸文藝研究家周玉山在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時，深受鄭學稼的影響，以其私淑學生的身份選擇了左聯作為碩士論文。

鄭學稼赴臺後仍繼續研究魯迅，並於1978年增訂了《魯迅正傳》。增訂版與舊版的不同之處在於：一、刪去了諷刺魯迅的話；二、儘量用可靠的記錄，敘述魯迅的一生；三、詳述魯迅思想的演變，及其與創造社、新月派、民族主義派、第三種人的論戰；四、描述魯迅晚年對周揚的反抗、對“國防文學”的不滿；五、新增許多附錄，幫助讀者瞭解魯迅思想的來源等；六、在篇幅上，擴充套件至二十章，由原來的一百一十二頁增至六百一十六頁。

鄭學稼（2）

增訂本雖然與舊版有諸多不同，但是在否定魯迅不是“革命家”而只是文學家這一點上是相同的。對魯迅的人格，鄭學稼也有不同的看法。鄭氏在談到左聯成立時，說瞿秋白、茅盾、周揚等人參加了成立大會，其實這些人當時在國外——蘇聯和日本，並未回國出席。但這本書的某些史料的運用仍有可取之處，如寫蔡元培參與反國民黨統治的活動，為左派書籍出版提供方便，幫魯迅與*高層人物聯絡，以及附錄中由對魯迅書賬的研究找到魯迅左傾思想的根源，就很具新意。此外，該書肯定魯迅的論敵“第三種人”所提出的文藝創作自由的主張，以及對“民族主義文學”失敗原因的分析，均符合歷史原貌。鄭學稼的魯迅觀與左翼文人有重大原則分歧，大陸學者均一致認為他屬“反魯派”，但他和同是反魯的蘇雪林並不完全相同，鄭學稼就不贊同蘇雪林對魯迅從人格到文格的全盤否定。鄭學稼這本書，在臺灣乃至海外影響甚大，連某些臺灣左派人士也推薦此書。如臺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在1985年版《魯迅正傳》的勒口上，就印有陳映真的摯友尉天驄“推薦的話”：“從30年代開始，魯迅在中國近代史的地位就一直難以確定，譽之者頌之為‘中國近代思想的導師’，毀之者詆之為‘赤色的文棍’；這些都是政治主義下被歪曲的魯迅形象。受到這種影響，人們便很難從中國近代史的演變和中國知識分子掙扎於理想與現實的沉痛中去理解魯迅，以至於他的吶喊、彷徨、悲憤、委曲，和他的挫折、扭曲、虛無與感傷，都難以為人瞭解。鄭學稼先生這本書根據第一手的資料來寫魯迅，不但使人接觸到中國近百年來的不幸，也同時使人體認到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歷程。”

《魯迅正傳》不光是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