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7年10月16日的臺北《聯合報》副刊發表。

1929年秋，重新北上的葉公超，除在清華大學外文系任教授外，還在北大外文系任講師。在抗戰開始前，他在北平一直與“學衡派”核心人物吳宓在清華園做鄰居。他們一個浪漫，一個守舊，卻和平共處，不似二三十年代吳宓與新文學作家老死不相往來。如葉公超就曾在1931年11月30日吳宓主編的《大公報》上發表過《志摩的風趣》，提出徐志摩的散文成就高於詩這樣與眾不同的觀點。

《學文》編務終止後，葉公超於1935年夏季到歐、美、非、亞各大洲旅行。他在這次環球遊中一邊休閒一邊思考問題，寫有《留學與求學》、《大學應分設語言文字與文學兩系的建議》，在胡適主編的《獨立評論》上發表。從1936年秋起，葉公超為北京大學外文系專任教授，了結了他十四年的教育生涯中在清華大學連續執教六年的最長紀錄。

在北平執教鞭的日子裡，葉公超先後開設了大一和大二英文、英文作文、英國短篇小說、英國戲劇、英美現代詩、18世紀英國文學、19世紀浪漫運動、文藝理論和翻譯史等課程，並培養了像錢鍾書、季羨林、吳世昌、卞之琳、王辛笛、曹葆華等高足。這時葉公超不僅在文壇上嶄露頭角，而且在個人生活上也過得頗愜意。1931年6月，他與潛心攻研物理的貴州女子袁永熹喜結秦晉之好，當時被人稱為佳偶天成，是一對神仙伴侶。其子女命名不是出自洋典，而是出自中國古典名著《詩經》中的“彤管有煒”一語，即長女為葉彤，長子為葉煒。他這時不僅教書育人，成了年輕有為的學者，同時也奠定了他作為自由派批評家的地位。他在《新月》創刊號上發表的《寫實小說的命運》，反對左翼文人提出小說負有改造社會責任的觀點，認為小說應講究藝術性，它並不是什麼“倫理道德的記載”。這種觀點雖系針對左翼倡導的寫實文學而發，但在反對小說成為政治的傳聲筒方面，還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葉公超在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誌》創刊號上發表的《論新詩》，鼓勵新詩人讀舊詩，從中國古典詩中吸取養料，這對那些只會從英美詩中借鑑的作家來說，無異送來一劑加強新詩的音樂性與可誦性的良藥。

魯迅去世後，葉公超曾把魯迅的所有作品找來通宵達旦地閱讀，然後寫了《關於非戰士的魯迅》和《魯迅》兩文，分別在1936年11月1日的天津《益世報》增刊及1937年1月25日的《北平晨報》上發表。這裡說的“非戰士的魯迅”，是指從事學術研究的魯迅和從事小說創作的魯迅。提出“非戰士的魯迅”這樣一個命題，確是對只強調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戰士一面的補充。儘管葉公超認為魯迅的雜感不是謾罵，就是嘲戲，沒有價值，並由此否認魯迅的人格，但他仍十分讚賞魯迅的散文，認為其成就超過他的好朋友胡適、徐志摩。胡適得知後，對葉公超表示嚴重不滿：“魯迅生前吐痰都不會吐在你頭上，你為什麼寫那麼長的文章捧他？”可葉公超認為：“人歸人，文章歸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學的成就。”　電子書　分享網站

葉公超（3）

1937年抗戰號角吹響後，“學術擅中西”的葉公超先是擔任“長沙臨時大學”（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組成）外語系主任。1938年5月，該校遷往昆明，改名為西南聯大，葉氏又任該校外文系教授。1938年春，為維護西周重器毛公鼎不落入敵偽之手，“才高自是氣雄豪”的葉公超應其叔葉恭綽之邀，置個人安危於不顧，獨自由雲南到上海處理此事，以致被日本憲兵拘捕，投入監牢四十九日，幸毛公鼎未被搜出。

葉公超結束十四年的杏壇生涯後，經董顯光之延攬進入國民黨*國際宣傳處工作。這是他投筆請纓從政的開始。在派往新加坡工作時，日軍南侵後滯留新加坡，他組織了“星、馬華人反侵略動員委員會”，所乘兵艦曾遭日魚雷擊沉，幸好被漁民救至爪哇。他冒著敵人炮火從印尼返回陪都重慶後，在記者招待會上侃侃而談，對打敗德國法西斯充滿了信心，另把星、馬的抗日活動描繪得有聲有色，流露出一股浩然之氣。不久他被派往倫敦任*駐英辦事處處長，他的外交才能開始有了展示的機會。

達官兼名士，蒼涼身世又誰知

抗戰勝利後，葉公超回國任外交部歐洲司司長。1947年後，升為外交部常務及政務次長。1949年3月代理部長。同年6月10日始任外交部部長，還一度兼任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1948年冬，國民政府外交部撤退廣州之初，葉公超眼看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