剝去粽葉，切開月餅，接下來就是中國家庭共敘天倫的溫馨時刻，然而，粽子和月餅的來歷卻不那麼溫馨，反而充滿著仇恨、不安、冤屈和暴力。“月餅”一詞儘管最早出現於《夢粱錄》，但是直到南宋，中秋食品仍以應節瓜果為核心，月餅並不普及，最起碼還未形成習俗。在月餅界已成信史的，倒是《野客叢談》所記載的一段野史：“元代至正二十六年夏天。。。。。。。至中秋佳話，劉伯溫於月餅內遍置‘八月十五殺韃子’字條，相約起事，各地胡人是夕均被戕。中秋夜民間無不夜飲，乘酒興為之，勢如破竹耳！胡人不識漢字，因而覆亡。”

關於端午節的來歷，端午節，最原始的說法，言其起源於上古三代的“蘭浴”。按照《大戴禮記·夏小正》的解釋，“五月五日蓄蘭為沐浴”，目的是“此日蓄採眾藥，以觸除毒氣。”古人相信，五月五日這一天陽氣至極，萬物茂盛，正是“毒氣”最旺的日子。然而，樸素的“天人感應”後來還是被中國民俗中複雜的“人人感應”所取代。紀念伍子胥，是各種傳說中的一種。伍子胥是輔佐吳王闔閭完成霸業的功臣，闔閭死後，伍子胥逐漸失寵，新吳王夫差聽信太宰伯｛喜否｝的讒言，賜劍令他自盡，還把他的屍體在五月初五這一天扔到錢塘江裡。於是江浙一帶的百姓於每年五月初五祭祀之。

傳聞二，見蔡邕《琴操》：“介子綏割其腓股以｛口舀｝重耳。重耳復國，子綏獨無所得。綏甚怨恨，乃作龍蛇之歌以感之，遂遁入山。文公驚悟迎之，終不肯出。文公令燔山求之，子綏遂抱木而燒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發火。”

傳聞三，見《會稽典錄》：“女子曹娥，會稽上虞上。父能絃歌為巫。漢安帝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沂，濤迎波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緣江號哭，晝夜不絕聲七日，遂投江而死。”

不難發現，不管被紀念者是男是女，是民是官，這些人幾乎擁有一個共同的死因，一個字：冤！當然，端午民俗中最popular、最有教育意義、最能和粽子發生直接關係的，自然屬於“紀念屈原”說。

與伍子胥、介子綏和曹娥三位男女“冤友”相比，屈原其實也不能算是死得最冤。儘管伍子胥、介子隨即屈原三人皆因“投入與回報”的高度不對稱而死，但是就“投入”而言，屈原為楚國所做的貢獻，遠不及伍子胥至於吳、介子綏之於周——不過在我看來，死得最冤的，既不是上述三個男人，也不是小女子曹娥，而是曹娥的老爸。作為一名漢代的“神職人員”，曹娥之父因“濤迎波神溺死”，冤就冤在這個傳說中的“波神”不是別人，正是“四大端午冤魂”之一的伍子胥。“波神”這個光榮稱號，是江浙民眾在伍子胥的屍體被扔到錢塘江裡之後贈送給他的。

不管怎麼說，這四個人都是死於五月初五（曹娥之父溺於此日，曹娥本人則於七日後投江），然而，唯有屈原一人的死直接或間接地為我們創造或維持了吃粽子的習俗。端午食粽之“紀念屈原說”，始見於梁吳均《續齊諧記》：“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忽見一士人自雲三閭大夫。謂回曰：聞君當見祭，甚善。常年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楝葉塞其上，以綠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並帶楝葉、五花絲，遺風也。”

屈原死於公元前二七八年的農曆五月初五，這一點爭議不大。但是，關於“蛟龍所憚”的說法，有人是持懷疑態度的。如聞一多教授生前就堅持認為，包括粽子和龍舟在內的種種端午禮俗，實際上與“持龍圖騰崇拜民族的祭祖日”有關。也就是說，沉入江中的粽子很可能只是單純地為了拜祭蛟龍，而不是作為深水炸彈去“恐嚇”那些對屈原不利的蛟龍或者轉移他們的注意力。

端午食粽之“紀念屈原說”雖然不盡可信，但是，就連“紀念屈原說”本身，也在經年累月的民間語文中發生了難以避免的變異。最顯著的變異，是“蛟龍”變成了魚蝦，“憚蛟龍”改做了“餵魚蝦”。小時候聽大人說，把粽子扔到水裡，是為了怕屈原的屍體被“魚”吃了。而在湖南省的旅遊宣傳資料上，則有這樣的說法：“傳說當地的人聽到（屈原投江殉國的）訊息以後，十分悲痛，紛紛划著船去搶救，人們不忍心屈原被魚吃掉，就把米包成粽子投入江中餵魚。”或曰：“人怕江心中的魚蝦啃噬屈原，在划船前往搶救屈原的同時，把自己船上的粽子投向江中餵魚，由此形成了中華民族端午划龍舟、吃粽子的習俗。但是一代愛國詩人是法救生還，屈原投江幾天後才被漁民打撈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