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五千三百字的“擁魯”文章：《〈阿Q正傳〉及魯迅的寫作藝術》13。此文稱僅《吶喊》、《彷徨》這兩本書，“已經使他在將來中國文學史上佔到永久的地位了”。尤其稱讚《阿Q正傳》“與世界名著分庭抗禮，博得不少國際的光榮”。又揄揚魯迅小說“用筆的深刻冷雋”、“句法的簡潔峭拔”、“體裁的新穎獨到”。其實，這裡講的都是藝術性，而非政治態度問題。可在形而上學猖獗的劉心皇看來，“反魯”就得一反到底：從政治到藝術，從人品到文品，從立場到技巧。其實，不用非此即彼的邏輯判斷看，“反魯”的人不一定會從頭反到腳，並可能喜歡《阿Q正傳》，也可能引用魯迅的某些警句，稱讚魯迅的語言為“標準的白話”。可在*的日子裡，“擁魯”就意味著“擁共”，因而許多作家哪怕喜歡阿Q這個人物形象，也得趕緊劃清界限，宣告自己根本不喜歡甚至沒讀過魯迅作品。難怪蘇雪林對這件往事諱莫如深，待被“檢舉”後不得不在《為〈國聞週報〉舊賬敬答寒爵先生》中解釋說，她是從藝術角度讚揚魯迅的，“我所反對的是魯迅的為人及其雜文所引起的惡劣影響。對《阿Q正傳》，我直到於今還說他寫得很不錯”。14這是一種比較實事求是的態度。　。　想看書來

蘇雪林（3）

蘇雪林以死呼救

“文壇往事辨偽案”的第二個“偽”是指蘇雪林借悼胡適之名美化自己，甚至說大陸50年代前期動員了所有歷史學家、哲學家、文學家，寫了三百萬言的批胡文章，皆“導源於那一回我的反魯事件。我這隻火老鴉，帶累了胡先生遭了一場回祿之災，至今餘焰猶燃，並且愈燒愈熾。我真對不住胡先生呀”。這顯然是借名人抬高自己。其實，大陸清算胡適思想，首先是因為他在政治上不離國民黨。其次是他在學術思想上從實驗主義出發，提倡以考證取代研究；又倡導整理國故，以此為武器去“抵抗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這壓根兒與蘇雪林的“反魯”事件沾不上邊。要說是因誰而引起，也是因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而引起。這就難怪劉心皇在《欺世“大師”——與蘇雪林女士“話”文壇“往事”》中指蘇氏的七篇“悼胡”文章，“完全是‘揚己’的，而‘悼胡’僅屬於陪襯地位，這真是‘攀胡’的傑作”。15

寒爵、劉心皇對蘇雪林的《悼大師，話往事》的文章提出批駁後，蘇雪林氣急敗壞，寫了據說多達四五十封信，有的投向治安機關，對寒爵加以誣告；有的投向教育機構和文化界朋友，對寒爵、劉心皇散佈流言，稱對方是“左派作風”、“文壇敗類”。失去理智的蘇雪林顧不得基本的邏輯常識，當她得知劉心皇要把論戰文章印為《文壇往事辨偽》一書發行時，到處找“文藝界的同志力加勸阻”，還上告警察部門，邀臺灣警備司令部的政治部副主任“介凡先生來再三勸告”，可劉心皇還是我行我素，蘇雪林只好以死呼救：“文化輿論界再不有所表示，我生死便危在旦夕，還要預備出國！”16這“死”，一方面是指把血壓高的老年人“活活氣死”，二是指被罵死。在*時代，像劉心皇寫的《蘇雪林女士與魯迅的關係》17一類的文章，把正常的文藝批評演變為政治陷害的手段，它無疑具有“告密”作用，可把人置於死地。用劉心皇自己的話來說，扣紅帽子的後果是“輕則坐牢，重則可殺頭”。18因而，蘇雪林無法吞下這一口氣，向“中國青年寫作協會”寫公開信罵劉心皇為“無恥文棍”。劉為了報一箭之仇，決定繼續發行《文壇往事辨偽》一書。蘇雪林又寫作《栽誣和懇求嚴厲制裁》的信件，再次“潑口惡罵”，劉心皇忍無可忍，再自印一冊《從一個人看文壇說謊與登龍》，多達三百二十二頁，比上一本幾乎厚兩倍。

一場嚴重的政治惡鬥

劉心皇、寒爵與蘇雪林關於“文壇往事”的論戰，被柳浪稱為“蘇·劉·寒交惡事件”。19其實，這不是誰與誰“交惡”，而是一場嚴重的政治惡鬥。本來，文學史料一般是不具政治性的，且屬“過去式”，但在*時代，如果這史料與政治有關，與“擁魯”有關，與左派有關，那就超出學術範疇。劉心皇、寒爵丟擲蘇雪林當年的“擁魯”材料並加以影印重刊，主要不是為了學術上的求真，也不是“糾正文壇往事說謊的邪惡風氣”20，而是利用學術討論達到特定的政治目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雙方上綱上線的目的，是為了維護文壇的自身地位，維護既得的利益，為的是自己能安全地度過*時代，不被當作嫌疑分子抓進牢去。

學術論爭應遵守起碼的遊戲規則，可論戰的雙方無論是劉心皇還是蘇雪林，均有許多違規做法。我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