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彭詠梧又向劉容鑄他們傳達了市委的兩項新決定：第一，建立《挺進報》特別支部，由劉鎔鑄擔任書記；第二，可以發展黨員。劉鎔鑄接受新指令後，立即著手在《挺進報》內部建立黨的組織。其實，陳然和蔣一葦早已是黨員了，但由於特殊的經歷，他倆的黨員身份都已中斷了。陳然是1939年春就入的黨，那時他才16歲。後來因為一度離開了重慶而脫離了組織關係。現在他要恢復黨籍，必須接受組織的重新調查考察。或者重新提出申請。蔣一葦，則在當時屬於組織之內準備入黨的先進青年。正當陳然和蔣一葦準備接受黨的進一步考驗時，彭詠梧同志被調到下川東（萬縣、雲陽一帶）領導武裝鬥爭，《挺進報》的工作改由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長李維嘉代為負責。李維嘉到任不久，便傳達了市委的決定：批准陳然重新入黨，並指定他擔任特支組織委員。幾個月後的1948年春，市委又批准蔣一葦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擔任《挺進報》特支的宣傳委員。

為了達到市委提出的印刷指標，陳然、蔣一葦刻苦鑽研刻寫、印刷技藝，使報紙的質量逐步提高，印數也逐期增加。陳然經過反覆試驗，摸索出預防蠟紙自然裂縫的措施和破裂後的貼補辦法。他還經常練習刻寫蠟紙，經過一段時期的刻苦琢磨，終於能刻出老五號大小的仿宋字。準備在必要時接替刻寫工作。以後呂雪棠、古承鑠二人也參加過《挺進報》的刻寫工作。

組織的建立，便得陳然等一批年輕人像一團團火焰般的熱情投入到了辦《挺進報》的工作中去。那時條件非常艱苦，又是地下工作，風險極大。根據分工，蔣一葦負責刻蠟紙，陳然負責油印，劉容鑄負責材料供應和籌措，吳盛儒負責發行，吳隨彭詠梧離開後，發行由劉容鑄兼擔起來。他們的上面有專人負責把抄錄的新華社新聞稿傳遞，這一工作，在相當一段時間是由彭詠梧的愛人江竹筠（也就是“江姐”的原型人物）負責。而在江竹筠上面還有一個地下黨的“特支”，即專門透過電臺收聽新華社新聞訊息的“電臺特支”，程途為這個特支的書記，成善謀等人是專門收聽電臺新聞訊息的支委。市委書記劉國定直接領導這個電臺特支。出於地下工作的保密需要，兩個“特支”之間都是單線聯絡，相互不認識，或認識也不知道各自幹什麼的。

在十分艱苦和白色恐怖條件下辦這樣一份革命報紙，困難是可想而知的。比如刻蠟紙、油印，固然艱苦，也有風險，但畢竟是一個人關著門乾的活，暴露的機會要少一些。運送和發行就不同了，它要經過很多人的手，透過若干關卡碼頭，既要考慮發行人和傳送人的安全，更要保護收報人的安全。就說陳然把報紙印刷完後，就得考慮如何把印好的報紙送運送出去。這個難度很大，風險更大。他得每期將在家裡印刷好的上千份《挺進報》，先包裝好後，再渡長江，有時還要繞渡嘉陵江，然後經朝天門、小什字、夫子池，最後才到民生路開明圖書局。過輪渡時，要上下躉船，躉船上有軍、警、憲、特盤查過往行人。稍有不慎，便會險象還生。然而陳然卻從未出過紕漏。

之後由劉容鑄負責的發行，就更需要機智和周密的考量了。因為報紙送到他手後，必須立刻發出去。留在手上時間越長，危險也就越大。發行人員除了嚴密的保密意識，還得有高度的時間觀念，要精確安排和嚴格遵守時間，避免取報人互相見面，以減少不必要的麻煩。另外發行時間縮短，對發行人的安全更有保障些。當時《挺進報》的發行採取委託轉發和郵寄兩種方式。拿劉容鑄經辦的發行環節來說，一般先從他手中直接、間接取報的人就有二三十人。有的只取幾份，有的要取數十份或者上百份。劉容鑄不能用筆或其它方式登記取報人的姓名、份數，只能靠牢牢記住他們的相貌與服飾及領取的份數來確認。

《挺進報》發行的物件，主要有兩個方面的人群：一是那些具有進步傾向的讀者和有統戰關係的讀者，給這些人發報相對安全和好辦些。另一類物件就比較困難和危險了，那就是些特別“讀者”——國民黨的軍、政官員，這是地下黨為了瓦解和粉碎敵人囂張氣焰而精心精心安排的物件。通常做法是，將〈挺進報〉裝入那些印有“重慶警察總局”、“中央銀行”等官方部門的信封套。這些信封套則是陳然、劉容鑄名正言順以《彷徨》這樣的公開雜誌社名義去某些印刷廠索取或買來的，也有他們平時收集和儲存起來的。這樣做的好處是，敵人和特務機關一旦發現想追趕查，也找不到任何線索。

進入1948年，盤踞在重慶的國民黨反動勢力越來越日落西山，然而正是這一垂暮的景況，使得敵人對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