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樣，而對那些未確定身份者則標上“不確定”的字樣。在鄧惠中的表上，我們現在可以明顯地看到那份《遇難烈士登記表》中的“烈士”二字被改成了“人士”，而且旁邊還寫有一個“叛”字。就這樣，鄧惠中便從“烈士”變為“人士”，變成了“叛徒”。這簡簡單單的幾個不同的字，決定了鄧惠中在死後的命運完全與江竹筠和許曉軒等人不同了。後者透過革命小說和革命戲劇成了家喻戶曉的英雄人物，前者的鄧惠中則長期地被埋藏在革命的“可恥叛徒”之列。為這，她的親人和家屬蒙受了幾十年的不白之冤。

“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歷史終究不能顛倒黑白。”這類話說起來很容易，但真正明辨是非，讓真相獲得應有的認可亦非易事。再說，什麼是真正的真相？真相中有沒有假相的存在？假相中難道不會隱藏著真相？這些問題在當時的地下工作和異常錯綜複雜的對敵鬥爭中完全是有可能存在的。為什麼憑一個簡單的“證據”、旁人看法和敵特分子的一份“審訊”材料就輕率地認定誰是革命者、誰是革命的叛徒呢？而如果不是依據像羅文斌這樣的脫險者在獄中的所見所聞和敵特機關當時留下來的現場“審訊”材料，你又能拿出什麼來證明你是革命者或他就是反革命呢？

呵，太複雜了！

革命者面臨的考驗何止是敵人的嚴刑拷打，還要經歷各種各樣的非常考驗，包括被組織和自己隊伍中的革命同志們的誤解，有時這種誤解將是永遠的……誰能經受？真正的共產黨員能經受！真正的忠誠於組織的、又有堅定信仰的人能經受！而且，真正的共產黨員必須經受各種考驗，這也是“紅巖精神”能夠萬代相傳的根本所在。

楊漢秀烈士的事蹟，前面也曾介紹過，但由於她是被自己的親伯叔叔楊森殺害的，而且又是單獨秘密殺害的。因此雖然她當年被定為“革命烈士”，可由於她的屍體一直沒有找到，加上她獄中用的名字與真名又不一樣，其親生女兒為了找到自己的母親，解放後費盡心血，受盡心靈折磨，最後也是在烈士犧牲40多年時才知道了母親的真實情況。我從紅巖紀念館的檔案裡看到了楊漢秀女兒李繼業寫的一篇“親愛的媽媽楊漢秀”文章，很受感動。下面摘選一段給讀者：

每個人都有媽媽。可是，我的媽媽是誰？她在哪裡？為什麼不要我了？這一切在我年幼的心中，一直是個解不開的謎。

那時，我還沒有上學。有一天，與鄰居小孩玩耍時發生了矛盾，突然，她們喊道：“你是抱的娃”。我一下愣住了，我怎麼會是別人抱養的孩子？那我的親身母親又是誰呢？我不知所措，彷彿掉進了冰窟裡。我不相信這是真的，心想，一定是小夥伴為了要制服我，胡亂編造的謊言。但是，從那以後，她們總是用這樣的話來攻擊我，卻從來沒有用這樣的話去對付過別人。我只好面對這個殘酷的事實，因為我相信它確實是真的。

我家左鄰右舍的全是解放前的老鄰居，他們都認識我的親生父母，自然對我的情況很熟悉。平時大人們在議論我的時候，被身邊的小孩聽見了，就成了他們攻擊我的材料。

從此，屈辱、自卑籠著我。因怕別人罵我是抱的娃，只好處處忍讓，儘量不與別人發生爭執。表面上，我給別人的感覺是既開朗又活潑，但我內心深處卻埋藏著不易被人察覺的痛苦和憂傷。

我想問養母，究竟我是不是他們抱養的孩子？我的媽媽又是誰？可是，幾次話到口邊又咽了回去，因為我不願捅穿這層包著的紙，怕從此打破家中的寧靜與和睦。平時，我在養父母面前佯裝著什麼都沒有發生一樣，在外面如果受委屈，晚上就躲在被子裡偷偷地哭泣。那時，我感到好可憐，因為我沒有地方可以傾訴。有一天晚上養母聽到了我的哭聲問我時，我只能用剛剛做了一個惡夢的話來搪塞。

直到1961年我小學畢業前，老師拿出覆歷表讓我們填，其中就有一欄“是否烈屬”。我拿筆首先就把烈屬這欄劃掉了，老師說我是烈屬，讓我把烈屬這欄填上。老師的話把我驚呆了，以前，只知道我不是這家的親生女兒，可是，現在又說我是烈士的後代。我那時雖不太懂事，但烈屬的概念還是明白，我心中就好象打翻了五味瓶，真是什麼滋味都有，高興與悲傷並存。高興的是，我的身世之謎終於被揭開；難受的是，我做夢都想有一天能見到媽媽。卻永遠見不到了。

就在那年暑假，老師、教導主任來到了我家，養父母終於將我的身世告訴了我其實，我的情況鄰居、學校、派出所都知道，以前，他們怕我年紀小不懂事，所以一直瞞著我。

我出生我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