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士不敢怠慢，及時將這一訊息上報。可惜那時清王朝已是風雨飄搖，當地官吏貪汙腐敗，疏於勤政。此事上報之後，猶如泥牛入海。於是王道士趕緊和居住附近的豪紳商賈商議此事，希望有人可以出資，一來保護經卷，二來修葺廟宇。可這些商賈豪紳一個個面露難色，均不肯拿出這筆錢。

王道士無奈，只得命人封了藏經洞。時間一長，這事也就被人淡忘了。1907年3月16日，莫高窟迎來一位改變了它命運的人。這個人就是英國的“探險家”斯坦因。

早在1879年，匈牙利地質學家拉喬斯·洛克齊參加塞琴尼伯爵探險隊，到過敦煌。1902年，在德國漢堡舉行的國際東方學會議上，洛克齊報告了敦煌莫高窟儲存的精美壁畫和雕塑。斯坦因也正是從他的朋友洛克齊那裡聽到了莫高窟的情況，這就更進一步刺激了斯坦因到敦煌考察的慾望，所以，在1904年，他在向英國政府提交的第二次中亞探險計劃書中，就將考察的地區擴大到甘肅敦煌。1906年4月，斯坦因踏上征途，開始第二次中亞探險。1907年2月，斯坦因從樓蘭遺址出發，沿羅布泊南的絲路古道，經過陽關，3月12日早晨，斯坦因一行到達敦煌。此前，斯坦因在喀什聘請了一箇中國湖南籍師爺——蔣孝琬，作為他的翻譯和助手。蔣孝琬精通外語，為人卻貪婪成性，與斯坦因不謀而合。

斯坦因初到敦煌時，並不知道莫高窟發現藏經洞的事，原準備在敦煌稍事停留，考察莫高窟，補充一些糧食和飲水後，前往羅布泊進行考古發掘。但不幾天就從一位定居敦煌的烏魯木齊商人那裡聽到莫高窟發現藏經洞的情況，斯坦因當即改變主意，動身前往莫高窟。

3月16日，斯坦因來到莫高窟，這時候，王道士已在藏經洞門上裝上門鎖，並親自掌管著門鎖的鑰匙。斯坦因到來時，碰巧王道士外出化緣未歸，但他仍從一個小和尚手裡看到一卷精美的寫本，這使斯坦因欣喜若狂。他決心留在敦煌，等待王道士的歸來。這期間，斯坦因返回敦煌縣城，僱了一批工人，考察併發掘了敦煌西北的長城烽燧遺址，獲得大量漢代簡牘。

5月21日，斯坦因返回莫高窟，此時，王道士也已化緣歸來。由於前幾天莫高窟正在舉行廟會，往來香客很多，為防止好奇的善男信女可能進入藏經洞，王道士用磚塊代替木門堵住了藏經洞的入口，這使斯坦因非常失望。於是，斯坦因說他是來莫高窟拍攝壁畫照片的，隻字不提藏經洞之事，而是透過蔣師爺和王道士進行了初次接觸。蔣師爺向王道士表示斯坦因願意提供一筆捐款幫助他修理洞窟，希望能看到一些寫卷，王道士表示同意，但當蔣師爺表示斯坦因實際上想購買一些寫卷時，王道士立刻警惕起來。

一方面藩臺衙門有封存藏經洞的禁令，另一方面王道士也怕這樣做會被別人發現，對他本人和他所做的“功德”不利，因此，王道士拒絕了斯坦因的要求。接著，他提出請王道士領他參觀洞窟內正在進行的修建工程，王欣然同意。在參觀過程中，斯坦因雖然對王道士的新塑像極為鄙夷，但他卻從中發現了王道士對宗教的虔誠，因而藉機表示對王道士的敬佩，王道士對斯坦因漸漸有了好感。接著，斯坦因又向王道士吹噓說，他是玄奘的忠實信徒，又娓娓動聽地向王道士述說自己是如何追尋著玄奘的足跡，從印度橫越峻嶺荒漠，歷經千難萬險而來到敦煌的。常言“佛道一家親”，這番話果然打動了王道士的心。

當夜，王道士悄悄地將一捆經卷交給蔣師爺拿給斯坦因進行研究。說來也巧，這些經卷的題記表明，佛經是玄奘從印度帶回並從梵文譯為漢文的。這個偶然的巧合，給斯坦因帶來了新的希望。第二天，斯坦因對王道士說他之所以能在這一天看到由玄奘帶回並翻譯的佛經，完全是聖人玄奘在冥冥間作的安排，目的是讓他把這些來自遙遠的印度的佛經送回原來的地方。王道士是一個十分迷信的人，斯坦因這番話使他感到這一巧合的確是神靈的召示。入夜，王道士拆除了封堵藏經洞的磚牆，向斯坦因開啟了藏經洞之門。進洞之後，在昏暗的油燈下，斯坦因看到“經卷一層一層地堆在那裡，密密麻麻，散亂無章。經卷堆積的高度約有10英尺，後來測算的結果，總計約近500立方英尺。藏經洞的面積大約有9平方英尺，剩下的空間僅能勉強容得下兩個人。”

由於洞窟太小，光線又暗，不便閱讀，王道士就允許斯坦因把幾捆卷子移到洞窟前室的一間小屋。為了防止被別人發現，又將窗戶用紙糊上。之後，每天夜裡，由王道士入洞，取出一捆捆寫本，拿到小屋裡讓斯坦因研究。由於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