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自己寫一張紅紙條。

江湖是什麼？江湖是人情世故，能應對就不易，更別說什麼懂全了。

——阿城《江湖》這次交流是在海邊的—家電視臺。近兩年，經上級批准，我忙裡偷閒去了3所大學和4家電視臺，任務都是一個，和大家面對面交流。

這次出書，把它收起來，一是覺得即興、口語。想到說到，也算是一種表述方式。二是為前邊章節沒有寫到的拾遺缺。第三說出來不大好意思，即然是業務交流，這篇文章希望能算是我的業務論文，為今後的評職稱添個砝碼。

我非常高興在這個海濱城市有這麼一個機會和大家面對面交流。我剛才走進這個會場的時候，看見後面貼著4個大字“學術交流”，我仔細看了看，好像不是一個長期的設定，是臨時貼上去的。太隆重了，有點受寵若驚了。因為我從來沒有到哪兒進行過學術交流，學術這個事很莊重。

按照我的習慣，先介紹一下我的履歷。我1981年考入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1985年畢業分配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一個小報，叫《中國廣播報》。我去的時候叫《廣播之友》，當時發行星有25萬，我在那兒幹了一年，把這個報紙幹得剩3萬份了。離開報紙，就到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綜合節目部，當時我們辦了一個很有名的欄目叫《午間半小時》。我自認為在那兒幹得非常精彩，我覺得我在廣播電臺的地位相當於中央電視臺的趙忠祥吧。

人浮於事（35）

後來廣播越來越衰落，我所在的這個單位也是人浮於事。比如，我們剛開始製作節目的是7個人；可以製作很優秀的節目。到後來有近20個人，節目的質量卻在下降。這個時候開始出去幹私活，一下子就幹到中央電視臺。

忽然說做主持人，沒有任何心理準備，這已經是90年代初的事情了。到了1992年底的時候，中央電視臺開始進行改革。改革之前的中央電視臺讓我感受非常深，因為那個地方人浮於事比電臺還要厲害。我參加過很多劇組，劇組一建立，第一件事就是包賓館，每人一個房間，然後吃飯，吃各種各樣的飯。花錢如流水，也沒有什麼人心疼，也沒有什麼人在意。

1992年底我們開始籌辦《東方時空》的時候，忽然經濟開始緊張起來，大家出去採訪都坐不起計程車，有的是騎腳踏車，有的是擠公共汽車。這個我覺得倒很像我做了十幾年記者的感覺，所以對這個新節目比較鍾情。當時新節目沒有名字，《東方時空》是後來起的名字。當時叫《新太陽六十分》，每一個子欄目都在設想，比如《東方之子》當時叫《太陽之子》，我對這個題目非常讚賞，我說叫《太陽之子》好。如果要採訪貪汙犯，就叫《太陽黑於》。《生活空間》叫《太陽人家》，《時空報道》叫《太陽聚焦》。

現在《東方時空》這4個字，是當時的主任孫玉勝想出來的。這個主任最大的特點就是會起名字，後來我們的節目《實話實說》，還有《焦點訪談》前面“時事追蹤報道，新聞背景分析，社會熱點透視，大眾話題評說”，也是孫玉勝想起來的。他現在已經是中央電視臺的副總編了，專門給各欄目想名字。

欄目的名字有了，接著就是怎麼做了。有一天我的同學時間來找我，時間是他的真名，不是藝名，他就叫時間，他們一家子都怪怪的，他叫時間，他的父親叫時盤棋，你說怪不怪啊？當時咱們解放重慶的時候，他父親是隨解放軍第一批衝進去的，後來大家看到的“渣滓洞”大屠殺以後的照片，包括楊虎城遺體的那些照片，都是他父親拍攝的。

時間忽然來找我，他說你能不能做一個節目的主持人？我說什麼節目，他說《東方之子》，都是採訪中國很有名的人。然後我就很含糊，因為從1987年開始我做《午間半小時》，一直到1993年的時候，都是在艱苦的基層跑。現在忽然說做一個主持人，我心裡沒什麼準備。

當時中央電視臺的主持人，大家知道除了有趙忠樣老師、倪萍大姐，還有羅京、張宏民。那個時候他們的歲數還沒有這麼大，非常年輕，非常英俊。我們在家裡開啟電視基本上都是這樣的形象。這就意味著我要和他們並肩工作，這是一個很大的考驗。那天回家以後，我就照鏡子，因為一個人在鏡子裡的感覺和在電視螢幕裡的感覺是差不多的，越照越沒信心。如果有一天電視觀眾開啟電視，忽然是崔永元出來了，他會不會覺得家裡的電視壞了。但是作為一個電視節目主持人，是很多年輕人的理想，我也不願意輕易放棄這個機會。我想了想怎麼辦呢？忽然靈機一動想出了一招。我說可以找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