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員”的“感動”。那天深夜，“一些黨內老同志來見我。他們對於至今沒有作出決定感到沮喪。他們擔心元首等待得太長久了”。

希特勒可能等待得太長久了，但是他對最後勝利的信心卻並未動搖。據戈培爾的日記的記載，有一天晚上在慕尼黑，元首就戈培爾在第三帝國擔任什麼職務問題，同他進行了一次長談。戈培爾說，元首已經為他考慮設立一個“國民教育部，處理電影、電臺、藝術、文化和宣傳事務”。另一天晚上，希特勒就“大規模重建國都”的計劃，同他的建築師特羅斯特教授進行了一次長談。戈培爾並且補充說：“元首早已擬好了他的計劃。他的說話、行動、感覺，都好像我們已經執政了一樣。”

但是，他的說話還不像他很想同興登堡打對臺參加競選。2　月9　日，戈培爾記載道：“元首已回柏林。關於總統選舉問題，在凱撒霍夫飯店又舉行了辯論。什麼都懸而未決。”3　天以後，戈培爾＇157＇　同元首算了一下他估計將得到的票數。“這是冒險的事，”他說，“但是必須冒一下險。”希特勒又去慕尼黑作進一步的考慮。

最後，他的主意是由興登堡來幫助他拿定的。2　月15日，年邁的總統正式宣佈參加競選。戈培爾很高興。“現在我們可以自由行動了。現在我們不再需要隱藏我們的決定了。”但是希特勒卻把他的決定隱藏到2　月22日。那一天在凱撒霍夫飯店舉行的會議上，“元首准許我，”戈培爾興高采烈地說，“在今天晚上在體育館宣佈他參加競選。”

這次競選運動是一場激烈而又混亂的競選運動。戈培爾在國會中攻擊興登堡是“逃兵的黨的候選人”，因為這樣侮辱總統而被逐出國會。在柏林，原來在1925年選舉中支援興登堡的民族主義的《德意志日報》現在轉過來激烈攻擊他。這家報紙宣稱：“目前的問題是：裡通外國的叛徒和主和非戰的豬玀在興登堡的讚許下是不是要給德國帶來最後的毀滅。”

在激烈的競選所造成的一片混亂中，一切原來的階級和黨派界線都打亂了。支援興登堡這個新教徒、普魯士人、保守派、保皇派的，是社會黨人、工會、勃魯寧的中央黨的天主教徒和自由民主的中產階級政黨的殘餘分子。

支援希特勒這個天主教徒、奧地利人、前流浪漢、“國家社會主義者”、下層中產階級群眾的領袖的，除了他自己的黨徒以外，還有北方上層階級新教徒、保守的容克地主和一些保皇派，其中在最後一分鐘還包括前皇太子。局面由於另外還有兩個候選人參加竟選而更加混亂。這兩個候選人都沒有希望取勝，但是都可能獲得足夠的選票來妨礙兩個主要競選者取得當選所必要的絕對多數。民族黨提出了鋼盔隊的第二號人物（興登堡是其名譽隊長）西奧多·杜施特堡為總統候選人。他是一個平平庸庸的前陸軍中校，使納粹黨人高興的是，他們不久發現他是一個猶太人的曾孫。共產黨攻擊社會民主黨支援興登堡，“背叛了工人階級”，因此提出了自己的候選人、共產黨領袖恩斯特·臺爾曼。共產黨根據莫斯科的命令，不惜幫納粹黨人的忙，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

竟選運動還沒有開始，希特勒就解決了他的國籍問題。在2　月25日宣佈，不倫瑞克邦內政部長，一個納粹黨人，任命了希特勒先生為該邦駐柏林公使館的隨員。透過這種滑稽戲式的手段，這個納粹黨領袖就當然成了不倫瑞克的公民，因而也是德國的公民，因而就有資格競選德國總統。輕易地克服了這個小障礙以後，希特勒就全力投入競選運動，周遊全國，在好幾十次的群眾大會上向大批群眾演講，把他們驅入狂熱的狀態。黨的另外兩位演講家戈培爾和施特拉塞也安排了類似的日程。不僅如此，他們還進行＇158＇　了一次德國曆史上從未見過的宣傳運動。他們在大小城市的牆上貼了100　萬張彩色的大字招貼畫，散發了800　萬本小冊子和1200萬份黨報特刊，一天之內舉行了3000個大會，而且在德國選舉中第一次充分利用了電影和唱片，唱片是在安了擴音器和喇叭的卡車上巡迴放送的。

勃魯寧也日夜不停地工作，爭取年邁的總統當選。這個一向待人公平的人這一次卻毫不客氣，把政府控制的電臺的全部廣播時間都保留給自己的一方面使用，這一著可氣壞了希特勒。興登堡只講了一次話，是在投票前夕3　月10日的一次錄音廣播。這次講話頗為尊嚴，是這次競選運動中少數幾次尊嚴的講話之一，它很起作用。

如果選舉一個代表片面的極端派觀點的黨人，這將使祖國發生嚴重的混亂和不安，其後果是無法估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