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指出毛奇“傾向英美與和平主義”。秘密警察也注意到了這次會議,後來在對參加者的審訊中,對於這些討論提出了一份詳細得驚人的報告。
對密謀分子的活動,希姆萊已經掌握了比他們之中任何一個人所意識到的更多的線索。本書所敘述的歷史中,有不少意想不到的轉折,這裡又出現了這樣一個轉折。在1943年的這個關頭,因為勝利的前景已經消失、失敗的前景已在眼前,這個舉止溫文而嗜血成性的黨衛隊領袖、第三帝國的警察頭子,開始對抵抗運動產生了個人的而且並不完全是不懷好意的興趣。
他同抵抗運動進行了不止一次的友好接觸。有一件事情可以說明這些密謀分子的心理狀況:他們之中不止一個人——特別是波比茨——竟開始認為可以用希姆萊代替希特勒!這個看來狂熱地效忠於希特勒的黨衛隊頭子,自己也開始這樣考慮,但是一直到最後,他始終耍兩面派的手法,而在這個過程之中,許多英勇的密謀分子在他手裡送了命。
抵抗運動現在在3 個方面進行工作。克萊騷集團為了擬訂一個幻想中的太平盛世的規劃,在進行著無休無止的討論。比較現實一些的貝克集團在努力想辦法殺掉希特勒,取得政權。它還在同西方進行接觸,以便讓民主的盟國得知將要發生的事情,並探詢它們將會同一個新的反納粹政府談判什麼樣的和約。* 這些接觸都是在斯德哥爾摩和瑞士進行的。
在瑞典首都,戈臺勒常常同銀行家馬爾克斯和雅可布·瓦倫堡會晤。他們是他的老朋友,在倫敦有密切的商務關係和私人關係。在1942年4 月戈臺勒同雅可布·瓦倫堡舉行了一次會晤,戈臺勒催促他設法同丘吉爾接上頭。
密謀分子要求事先從這位首相那裡得到保證:如果他們逮捕希特勒並推翻納粹政府,盟國就同德國媾和。瓦倫堡回答說,根據他對英國政府的瞭解,要它作出這樣的保證是辦不到的。
一個月之後,兩個路德派教士在斯德哥爾摩同英國人進行了直接的接觸。他們是德國福音派教會對外關係局成員之一漢斯·舒恩菲爾德博士和狄特里希·波霍弗牧師,後者是一個著名的神職人員和積極的密謀分子。他們聽說英國聖公會契切斯特主教喬治·貝爾博士正在斯德哥爾摩訪問,就趕去見他。波霍弗是化了裝,拿著諜報局奧斯特上校給他的偽造護照出國的。
兩個牧師對主教談了密謀分子的計劃,而且同戈臺勒一樣,提出了這個問題:一旦希待勒被推翻之後,西方盟國是否將同一個非納粹政府談判一個體面的和約。他們要求透過私下的通訊或公開的宣言得到答覆。為了使主教得到反希特勒的密謀是認乎其真的印象,波霍弗給了他一份領導人名單。這個不慎的行動後來使他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並且使得其他許多人不可避免地遭到殺害。
這是盟國所掌握的關於德國內部的反對派及其計劃的最權威和最新的材料。6 月間,貝爾主教回到倫敦之後,立即轉給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
但是,1938年曾經為了抗議張伯倫對希特勒的姑息政策而辭去外交大臣職務的艾登,看了這份材料以後,卻心存懷疑。因為從慕尼黑事件以來,英國政府曾經從自稱是德國密謀分子的人那裡得到過類似的材料,但是一直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結果就沒有給予答覆。
德國地下組織和盟國方面在瑞士的接觸,主要是透過艾倫·杜勒斯。他從1942年11月到戰爭結束,一直是在瑞士的美國戰略服務處的負責人。他的主要客人是漢斯·吉斯維烏斯。吉斯維烏斯是德國諜報局的工作人員,派在德國駐蘇黎世總領事館當副領事。他經常從柏林到伯爾尼來旅行。前面已經提到,他也是謀反活動的積極分子。他的作用主要是從貝克和戈臺勒那裡把訊息傳遞給杜勒斯,讓他隨時瞭解各種反希特勒計劃的發展情況。去訪問杜勒斯的其他德國人中間還有舒恩菲爾德博士和特羅特·佐·索爾茲,後者是克萊騷集團的成員之一,也是謀反活動的參加者之一。他有一次到瑞士去,像其他許多人做過的那樣,對杜勒斯提出“警告”:如果西方民主國家拒絕考慮同一個反納粹的德國政府簽訂一個體面的和約,密謀分子們就要轉向蘇俄。杜勒斯雖然本人表示同情,但無法給予任何保證。這些德國抵抗運動的領導人既如此堅持從西方取得有利的和平解決,而在取得這一和平解決之前,對除掉希特勒卻又如此躊躇不定,這不免使人們感到奇怪。人們可能以為,如果他們像經常所聲述的那樣——這無疑是真誠的——把納粹主義看作一種滔天的罪惡,他們就應該集中力量努力去推翻它,而不管西方會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