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革命卻在柏林醞釀中。總罷工使首都陷於癱瘓狀態。在寬闊的菩提樹下大街，距離國會幾個街區的地方，左翼社會黨人羅莎·盧森堡和卡爾·李卜克內西領導下的斯巴達克斯團準備在他們設在德皇皇宮的總部中宣佈成立蘇維埃共和國。這個訊息傳到國會里的社會黨人耳中時，他們大吃一驚，馬上得采取行動來制止斯巴達克斯團。謝德曼靈機一動想出了一個主意。他也沒有同他的同志們商量，就衝到俯瞰柯尼斯廣場的窗臺，當時下面正聚集著大批人群，他伸出腦袋，自作主張，好像這個念頭剛剛在他心中出現一樣，向群眾宣佈共和國成立了！馬鞍工人埃伯特氣得跳起來。他原來還是要想挽救霍亨佐倫君主政體的。

德意志共和國就是這樣僥倖誕生的。社會黨人既然不是堅決的共和派，那就更難希望保守分子是堅決的共和派了。但是後者已經推卸了他們的責任。他們同陸軍領袖魯登道夫和興登堡一起把政治權力塞到勉強從命的社會民主黨人的手中。這樣，他們就把簽訂投降協定和後來簽訂和約的明顯責任，推在工人階級的這些民主領袖身上，德國的戰敗和德國人民如果由於戰敗及片面決定的和約而遭受悲慘的命運，罪名就落到他們身上了。這是一個很拙劣的詭計，就是小孩子也能看穿，但是在德國，它居然奏效。這個詭計從一開始起，就註定了共和國的厄運。

也許，這種厄運本來是可以避免的。擁有絕對權力的社會民主黨人在1918年11月本來可以迅速奠定持久的民主共和國基礎。但是要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必須先要一勞永逸地鎮壓——或者說至少要一勞永逸地鉗制——那些過去一直支援霍亨佐倫帝國、將來也不會老老實實地接受民主制度的勢力：封建容克地主和其他上層階級，控制著大工業卡特爾的巨頭，到處流竄的自由團僱傭兵，帝國文官系統中的高階官員，最後，尤其是，軍官階層和參謀總部的人員。他們必須分散許多在經營上是浪費的和不經濟的大莊園，分散工業方面的壟斷企業和卡特爾，在官僚系統中、司法系統中、警察系統中、大學裡、軍隊裡肅清那些不會忠誠老實地為新的民主政體服務的一切分子。

但是這卻是社會民主黨人所不敢做的事情。他們大多數人是用心良好的工會活動家，有著德國其他階級的人都固有的那種向既有的、地位已確立不移的權威鞠躬低頭的劣根性。他們不但沒有這麼做，反而把權力讓給了在現代德國一直佔支配地位的勢力——陸軍。因為，陸軍在戰場上雖然戰敗了；但是在國內維持原有地位和挫敗革命卻仍舊是有把握的。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它迅速採取了大膽的行動。

1918年11月9　日晚上，在“宣告”成立共和國以後沒有幾個小時，柏林總理府內埃伯特的書房裡的電話鈴響了。這是一架特別的電話機，由一條秘密的線路通到設在斯巴的最高統帥部。埃伯特當時是單獨一個人在書房裡。他拿起電話耳機。“我是格羅納，”那邊說。這個前馬鞍工人由於白天的事件突然把正在垮臺中的德國的殘餘政治權力塞人他毫無準備的手中之後還有點感到暈頭轉向，聽到這聲音不禁肅然起敬。威廉·格羅納將軍是繼魯登道夫擔任軍需總監的人。就在當天早些時候，在斯巴，當馮·興登堡元帥臨陣猶豫的時候，就由他直率地面告德皇，軍隊已經不再效忠於他，他必須下臺——這個大膽的行動，是軍官階層永遠不會原諒他的。埃伯特和格羅納自從1916年以來就有了一種相互尊重的關係，當時這位將軍：＇54＇負責軍事生產，曾與這位社會黨領袖一起緊密合作過。11月初——僅僅幾天以前，他們就在柏林商談過如何挽救君主政體和祖國。

現在，正當祖國命運危在旦夕的時候，一條秘密電話線路又把他們聯絡在一起了。就在當時當地，這位社會黨領袖和德國陸軍的第二號人物訂了一個秘密協議，這個協議雖然過了很多年才為世人所知，當時卻要決定這個國家的命運。埃伯特答應要結束無政府狀態，鎮壓布林什維主義，按原有傳統維持陸軍。格羅納則保證陸軍支援新政府鞏固自己的地位和實現它的目標。

“陸軍元帥（興登堡）仍舊願意擔任總司令嗎？”埃伯特問。

格羅納將軍回答說他仍舊願意。

“請你向元帥轉達政府的謝意，”埃伯特說。德國軍隊得救了，但是共和國卻在誕生的頭一天就沒有救了。將軍們，除了格羅納自己是光榮的例外和其他少數人以外，是決不會向共和國效忠的。最後，他們在興登堡率領下，把共和國出賣給了納粹黨人。

但是，在當時，可以肯定，不久之前俄國發生的情況，使埃伯特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