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復漢室，但受到了“空勞師旅，無歲不徵，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的埋怨。由此可見，理論是一回事，實踐是一回事，即使非常正確的理論，而未能正確地付諸實施的話，也是徒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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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的悲劇（3）

按照亞理士多德的論點，認為悲劇是一種美的毀滅。那麼諸葛亮的死亡，是一個具有完美人格，崇高道德，絕頂才智，超凡能力的人，但從根本上不能明白“順天者逸，逆天者勞”的大勢，而徒費心力的必然結局。這種自己尋求的悲劇性的毀滅，精神上也許是偉大的，但從歷史發展的趨勢觀察，劉備打出的興滅繼絕，恢復漢室的旗號，實際上是屬於倒退的行為。

成都武侯祠大殿對聯這樣寫的，“能攻心即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則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

審勢，這是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所必須具備的最起碼的判斷能力。所以，李卓吾先生在評點《三國演義》這部書時，在孔明知其不久人世，禳星禱告，以求不死時，評曰：“誰雲孔明胸中有定見哉？不惟國事不識天時，亦且身事不知天命，禱星祈命，豈有識者之所為哉？”

當諸葛亮躬耕南陽，劉備三顧茅廬時，途遇司馬徽，水鏡先生仰天大笑曰：“臥龍雖得其主，不得其時，惜哉！”其實，孔明的悲劇，應該說，正與此相反，是得其時，而不得其主也。

諸葛亮作為一個極有才能的政治家，軍事家，恰逢漢末大亂之際，正是大展身手的機會。此其時也，諸侯蜂起，謀士如雲，君擇臣，臣亦擇主，這些才俊們在政治上縱橫捭闔，翻天覆地，謀君圖國，創基立業；在軍事上揮師千里，奪城掠地，廝殺征戰，兵戎相見，可算是一個鬥智角力的最好賽場。

但孔明所輔的劉備卻不是一個英主，先以婦人之仁，坐失良機，後以匹夫之勇，火燒連營，而這些巨大失誤，都是不聽諸葛亮這位軍師所致。而僅次劉備的關羽，算得半個主子，又是諸葛亮諸多重要政策執行中的障礙，荊州就是在這位驕矜的關老爺手下丟失的，而荊州易主，西蜀也就完了。和這樣的主子打交道，怎麼能稱上是得其主呢？

相反，曹操麾下的那些謀士武將，未必比諸葛亮高明，但梟雄確是明主，所以能相輔相成，相得益彰，魏之強於吳、蜀，這也是無爭的事實。

可西蜀，到了阿斗，侍候這樣的主子，則更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空有補天志，一切付東流。最大的痛苦，莫過於看著自己的全部努力，不是毀在敵人手裡，而是在昏庸的主子作踐下成為泡影了。

這就是諸葛亮的悲劇。

魏延之亂（1）

正史上從未明確魏延存有反意之說。《三國演義》描寫到新野大撤退時，經襄陽，劉琮不開城門，魏延拔刀，挺身相助，這說明他的勇猛，而且具有正義感。後來關羽攻長沙，他和黃忠同時投降，卻因諸葛亮視他腦後有反骨，終必叛變，而差點將他殺了。

這當然是小說家的演義，也是對他後來行徑的一個照應。

諸葛亮死後，他還真是反了。燒絕棧道，引兵攔路，其實，不過是領導人死後權力再分配的矛盾，引發起的一場內亂而已。歷史通常都是這樣來評斷人物的，成則為王，敗則為寇，魏延敗了，就把他綁在恥辱柱上了。因為楊儀手中握有深恨魏延的諸葛亮的密囑，加之蔣琬、費禕這班文官們的支援，他們害怕魏延成事以後，必左右國家，而使他們的日子不好過。另外像馬岱、姜維這些絕非魏延對手的武將們，也不願看到魏延爬到他們頭上，於是，幾股勢力的合流，很自然地將魏延逼到非反不可的程度，就成了萬古不恥的叛亂分子。若是魏延兵變成功了，那麼被寫進叛逆傳裡的，必是楊儀無疑。

因為諸葛亮信任並授以錦囊妙計的楊儀，倒確是有過投魏的打算。《三國志》載他而後說過的一段話：“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他因這句話，被費禕密報了，也削職為民。於是魏延和楊儀兩敗俱傷，而蔣琬、費禕這幫才質平平的人，得以安安穩穩的當官。

在中國曆代的政權機構中，這種庸人集團常常立於不敗的統治地位，雖正經的治國本領不大，但在搞動作，除勁敵，確保自身安全，卻是很在行的。而他們所以能存在，並維持國家機器運作，就因為最高統治者，也是凡庸之輩的緣故，這也是所謂的武大郎效應了。

因此，如果認為魏延要是真懷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