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者”的，比之曹操的官僚子弟，孫權的土豪鄉紳，確實算作革命基本群眾和依靠物件的。但手工業者終究和產業工人有著本質上的區別，農業社會的小農經濟，小生產規模，決定了農業手工業匠人，像劉備這樣“編席販履”之徒的保守狹隘，目光短淺，患得患失，貪小失大的先天就有的性格，表現在革命上，則是堅定性不夠，而惰性卻十足，獲得和佔有的慾望強烈，但鬥爭意志卻常軟弱動搖，思想上愛唱高調，個人的品質意志則顯得薄弱，表面上的正經，但生活上卻極易被人腐化等的階級弱勢。

所以，建安十五年，周瑜建議過孫權，“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

周瑜提出的這一招，挺厲害，在中國歷史的政治生活中，管這一招叫“羈縻”，是用來對付高層異己分子的一種經常使用的手段。因為凡執掌權柄的人周圍，並不都是同心同德者，必有一些感到棘手的人物存在著，這其中，有一類是用不得，又甩不得的人；有一類是碰不得，又罰不得的人；有一類是殺不得，又放不得的人；有一類是近不得，又遠不得的人……這些可能成為敵手、叛逆，可目前仍在控制之中，但持離心離德狀態的勢力代表人物，無論如何是危險因素。

通常有三種處置辦法：一、借一個什麼名目，一網打盡，或逐個消滅；但殺人絕非萬全之計，有礙觀瞻不說，而且持異議者，歷朝歷代，總是層出不窮的；除獨夫民賊，這一招較不常使用。二、禮送出境，要是掌權者絕對強大，而且對手除一張嘴巴外，別無實力，也無妨一試。一般情況下，放虎歸山，遲早要構成對自己的正面直接威脅，有遠見者，並不喜歡這個措施。三、中國的政治家比較樂於採用比軟禁（當然，實際是更為養尊處優的軟禁）還要寬泛的羈縻政策，把握在身邊，高官厚祿，聲色犬馬，“喪其心志”，“娛其耳目”，是最為穩妥的了。只要安排好足夠盯牢的眼睛，隨時知道動靜即可。

周瑜對於位居荊州的這位梟雄，幹掉他不是辦法，因為北方有個曹操，不幹掉他，早晚必是個不安定因素。這位文化層次要高得多的政治家和軍事家，瞭解到這個所謂“皇叔”的劉備，其實只是在黃巾之亂中衝殺出來的一批“痞子先鋒”罷了。究竟他是否真的是天胄貴裔，是那位穿金縷玉衣入殮的中山靖王劉勝之後，史書上也稱其“湮沒無考”。所以被封皇叔，只不過漢獻帝被曹操玩弄於股掌之上，心裡總是存有復辟的念頭，才認這個本家，以為能給自己提供奧援。而劉備本想借此抬高身價，自然大做文章，撈取資本。政治的任何交易，無不因利害需要而定。即使穿上皇叔的幹部服，也仍舊是骨子裡的小作坊裡的工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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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備的另一面（2）

正如文壇上某些新銳老秀，或西服革履，滿口鳥語，而糞土一切，或仙風道骨，隱跡終南，而揮斥方遒，但一涉及“分田分地真忙”利害所在的關頭，或攸關聲名地位職稱頭銜排名座次高低上下，也不過一飲一啄，一飯一粥的微末之事，便露出早先村子裡、地頭上，那種仨瓜倆棗也不相讓的小肚雞腸來，和他們筆下那田園牧歌的清高俊逸，全不是一回事了。本性這種東西，如孫行者的尾巴一般，難免就要暴露出來的。

當然，周瑜不可能研究過馬克思學說中的社會階級分析的觀點，但他卻吃透了劉備這類從農村殺出來的流氓無產者，一朝得勢，手中掌握了一定的權柄以後，首先極欲得到滿足的兩大需求，無非一是金錢，一是女人。這兩樣東西，是最能讓昨天的泥腿子，乖乖地舉起雙手了。

毛主席在革命成功的前夜，曾經向即將奪得全國政權的共產黨人提出警惕“糖衣炮彈”的襲擊的問題。因為農村包圍城市這樣一個革命特點，更多把握權力的人員是農民，所以，他大聲疾呼。甚至還要在更早的抗日戰爭年代裡，他對郭沫若先生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所提出的農民革命領袖的腐化墮落現象，就號召全黨重視了。後來大量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更多的經不起考驗的幹部，等不及糖衣炮彈上膛，引線尚未點燃，就主動地張開臂膀，擁抱糖彈，迎接襲擊了。

就像《西遊記》裡的那位八戒先生在高老莊招親一樣，“帽兒光光，今夜做個新郎，帽兒窄窄，今宵做個嬌客”。劉皇叔到東吳做駙馬爺去了。周公瑾這一“羈縻”謀略，如果不是知識分子諸葛亮，也看出劉備這個編席匠的全部出息，早對趙雲作了錦囊妙計的巧安排，我們這位劉皇叔，在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