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米的空間

去年9月中旬的一天，我值夜班。

下午5點40分到達病房，換好白大褂，準備交班。匆匆穿過走廊，看到辦公室門前的走廊加床上多了個人。嗯？上午的時候這張床是空的啊。難道是新來的病人？

“常醫生，你值班啊？”病人和我打招呼了。

噢，原來是我們病區的老病人王大媽。

“您不是半個月前剛出院嗎？怎麼又回來啦？這次哪兒又不舒服了？”

“沒有，好著呢，我家老頭子帶我來複查，順便拿點藥。”

可不是，王大爺正站在一邊衝我笑呢。

王大媽是一名系統性紅斑狼瘡患者，已經六十多歲了。她家在安徽農村，來來回回看病住院都是王大爺陪著，在我們科也住過幾次了。別看年紀不小，老太太卻時不時會耍點小孩子脾氣，一會兒嫌自己吃激素變難看了，一會兒又說藥太苦不願吃了，一會兒不肯打針，一會兒又不肯吃飯。王大爺從來都不嫌煩，笑眯眯地想盡辦法哄她。我們背地裡都說，大媽肯定是讓大爺給寵壞了。

交完班，剛好6點。主任囑咐我說：“安徽的王大媽，半個月前出院的。今天來複查，有幾張報告單明天才能出來，我讓他們在門口那張加床上湊合睡一晚。老兩口不容易，讓他們省點錢好去買藥。”我點頭答應。

這一夜病區還算平靜。11點，我開始最後一次晚查房。走到走廊盡頭，我愣住了。兩個老人，一人一頭，蜷縮在病床上，都已經睡著了。窄窄的1米寬的病床，中間的半米，竟然是空的！他們儘量把身體蜷縮到最小，當然不是因為冷，而是想留給對方儘量多的空間，讓對方睡得更舒服一些！

從醫時間不長，卻也看過不少丈夫拋棄妻子、妻子背離丈夫、兒女放棄父母甚至父母丟棄孩子的事情。醫院是個大舞臺，每天，諾言和責任在空氣中接受消毒液的考驗；每天，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演繹出最真實的人性。然而，今夜，兩個樸素的農村老人，卻讓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愛情和親情的溫度。

一個小時以後，我又去看了他們一次。老太太依然弓背靠著裡牆，老頭兒依然半個身子懸在床外。他們的姿勢，一直就沒變過。

讓我們一起走（1）

那一年的冬天格外寒冷。

腎內科病房孤零零地設在醫院一座樓房的二樓。由一樓到二樓的唯一通道是搭建在室外的鐵製簡易樓梯，下雪天，時常有人在上面滑倒。

一天我值夜班，凌晨1點鐘左右，“咚咚”的腳步聲從樓梯口傳來。我向外望去，白花花的雪已堆滿了樓梯。隱約可見四個人在上樓，由於害怕滑倒，他們幾乎是爬上樓梯的。

我知道是新病人來了，趕緊跑過去開啟大門。

病人是一位老先生，趴在一位小夥子背上，急促地喘著粗氣。小夥子滿頭汗水，一位姑娘在旁邊舉著吊瓶。姑娘很漂亮，只是眼角掛著淚珠，像帶雨的桃花。走在後面的老太太朝我晃了晃手中的病歷：“醫生，我們住院。”

經詢問，老先生姓劉，54歲，是縣裡一家企業的工人。

經過查體和檢視化驗單，我診斷老先生為慢性腎衰竭（尿毒症期）和急性左心衰。

我讓護士給病人靜滴硝普鈉，靜推西地蘭、速尿後，馬上聯絡血液透析。

兩個多小時後，劉先生從透析室被推回病房，他已打起了呼嚕。姑娘、小夥子很快也趴在老先生床邊睡著了。老太太還不忘到值班室門口對我說：“醫生，謝謝你，折騰得你不能休息。”

“沒關係，應該的。”

以後的日子裡，我就成了劉先生的主管醫生。

劉先生所在企業效益不好，醫藥費只能報銷大約50％。老太太也在這家企業上班，由於操勞，顯得比實際年齡蒼老很多。姑娘是老兩口唯一的孩子，剛找到工作單位。小夥子是未過門的女婿，聽說還是博士生，收入挺可觀的。劉先生的醫藥費主要由小夥子支付。

這是有知識背景的家庭，我把病情、診斷、治療方案、預後講給家人聽，一家人通情達理，很容易溝通。

“陳醫生，我可不可以摘一個腎給我爸？”

“可以，在這之前，需要徵求你父母和你男朋友的意見，還需做組織配型。”

……

一天，我正忙著寫病歷，劉先生走過來。

“陳醫生，我和家裡人商量過了，不換腎。我就走長期透析這條路了。”

“可以，我明天就給你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