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呀。

我唱戲呢，看到臺上烏七八糟的我就受不了。那時候有一個主演，她演《盤絲洞》，演員穿的就是那個緊身的、肉色的絲綢，披著鬥蓬，到臺上一亮相的時候那麼一敞，把那些財主呀叫乾爹呀什麼的，舊社會逼得女演員都這樣了。可憐！

我呢，小時候演戲，也懂得很多，我有意地在場上做我自己的。我的演唱有京劇的訓練，也受過我姐姐嚴格的訓練，所以咬字有我自己的習慣。我清清楚楚地唱，但是舊社會保守，你只是一個小孩子，戲班裡大角想怎麼著就怎麼著。小孩演戲那不行，想幹什麼不讓你幹什麼。你想幹，樂隊不給你伴奏，記得有一齣戲是唱一個什麼腔，我這個腔就是現在這個腔，也就小花腔，華彩的小弦律，“我愛他呀他愛我”。有一次被打鼓的摔了鼓件子，他不幹了走了，給我扔下亮臺呀。後來呢拉別的樂器的一個年輕的小學徒，把大弦抄起來了，把我這臺戲給救下了。

後來我還要到他家裡磕頭請罪：“師叔，你幫了我一個忙，您兜著我一點吧，兜著我這碗飯。”我求他來給我伴奏。這就是舊社會呀，你想創造，根本就沒門，這是一個例子。還有呀，1946年我和小白玉霜合演一齣戲，叫《舞女恨》。小白玉霜演母，我演女。有一出唱了四句慢板，是我自己編的，觀眾在那場戲跟著我流淚。好，下次再唱保守勢力給我去掉了，也有那種同行是冤家，也有保守勢力。這叫“割藤”，自己喜歡唱的戲不許唱，比割身上的肉還難受。但是，我還是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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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你結婚，是要你教我文化（1）

我再說一點我和祖光的事情，我和祖光的結合也是我對文化的追求。我跟祖光也沒戀過愛，先結婚後戀愛，我老那麼說。我知道“吳祖光”這三個字還是在舊社會的時候。1946年我演《風雪夜歸人》，這出戏是吳祖光寫的劇本。當時是唐懷秋老先生介紹給我的，因為我是在文明戲班演戲，演老旦從年輕一直演到滿頭白髮。那時我才十六七歲，我演這樣的戲演得很認真，滿堂的兒女、孫子、媳婦，都是大演員，蓋三省演的兒媳婦。這出戏就像《釣金龜》那出戏的意思，講不孝的兒子，講溺愛出不孝子。

唐懷秋看到我演過很多的戲。另外我看了吳祖光很多的電影，早就知道有個吳祖光，田漢呀、蔡楚生呀，洪深呀，這些人在我腦子裡都是老人。吳祖光跟他們這些都是一塊的，電影導演、編劇呀。

1949年到北京，我一到北京就落戶在天橋。當時的天橋是最底層勞動人民娛樂的場所，小戲院子，土臺子。在天橋演出的時候有這麼一個經歷，當時人民市政府的秘書長叫李紅霞，他很喜歡我的戲，也很培養我。1949年我到北京還是十九、二十歲，還是小孩嘛，他介紹我認識了很多人。後來我就拍《劉巧兒》了，演出了很受歡迎。像那些新詞：“我愛他，能寫能勞動……”這都是我自己喜歡的詞，也是我編的。“回家裡能給我做先生”，那動作很有意思，用手一比：“回家他能給我做先生……”用手一比就寫字，然後一笑，一轉身。這個動作變成觀眾最愛的，也是我真摯的心情，這樣就轟動了文藝界。周揚同志也去看戲，後來我也到懷仁堂去演出，這戲演紅了。

老舍先生對我很關心，我最喜歡老舍先生，他又說一口北京話，帶著親切。當時有一個問題，誰都關心給我找一個物件，鎮壓反革命的時候，老舍常到我們那兒去，因為天橋那個時候最熱鬧，又封閉妓院，又鎮壓反革命四霸天，又槍斃活閻王孫五，這麼熱鬧，老舍去得最勤。我們都是受苦受難的演員，讓我們揭發呀、訴苦呀，所以老舍先生成了我們的知心朋友。

他很關心我的物件。我說我要找女婿，那時候不叫物件，不會說，我說我就要找一個有文化的。我從小就敬佩先生，我是睜眼瞎呀，自己名字不會寫。不愁吃，也不愁喝，也不愁唱戲，樂隊齊整了，也不愁戲衣沒有了，就是愁我自己沒有文化。所以，我得找一個有文化的女婿，他得是我的老師，他能幫助我。他說有文化就行嘛？我說不行，光有文化不行，他還得教戲，教我表演，是我的老師，這人還要大一點。

這樣他經常講很多很多名字，介紹了一些人。剛解放那會兒，要找物件，那些幹部和文藝專家還真不少。一說天橋唱評劇的新鳳霞，都挺注目的，介紹的人也不少，有很多有名的，我一挑就挑上了吳祖光。因我有印象，我演過他的戲，在我印象當中他是老頭呀，老舍先生也沒說他不是老頭。

有一次開會，這個會我一直記得清清楚楚，那還是在剛剛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