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指派直到現在也還搞不清楚。

參謀本部中國課長的影佐禎昭大佐是日本的主和派，是早期參與和平工作的唯一軍人。董道寧向影佐詢問日本改變“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政策的可能性，影佐說：軍部中也有很多人反對近衛首相發表那樣的強硬宣告，但近衛首相的宣告亦是事出有因，不可能那樣簡單地取消。但影佐表示日本希望和平的人也大有人在，非常願意與中國進行停戰談判，期望中國也能夠表示出具有和談的誠意。董道寧請影佐給蔣介石寫封信，影佐認為他以一個課長的身份給蔣介石寫信不太合適，於是他給在陸軍士官學校的老同學何應欽和張群分別寫了信，影佐在信中說：“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宣告是一樁不幸的事件，董道寧此番來日本表示了中國的誠意，日本深為感謝”。

董道寧回國後將影佐的信交給上司高宗武（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又將信轉交給蔣介石的近側宣傳部長周佛海，周佛海再將信轉交給汪精衛和蔣介石。不久高宗武向西義顯轉達了蔣介石向影佐禎昭的好意表示的謝意。周佛海又向蔣介石進言派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到上海“收集情報”，蔣介石同意高宗武到上海進行秘密外交，並從軍委會秘密經費中每月支６０００元作為高宗武的活動經費。周佛海不久又背著蔣介石，密派高宗武直接到日本會談，高宗武有些擔心：“我去日本蔣先生知道嗎？”周佛海說：“你就放心去吧，一切責任由我承擔。”

周佛海之所以敢瞞著蔣介石和日方談判，是因為周佛海對蔣介石抱有這樣一種看法：抗戰後蔣先生一反他以往的表現，如果把過去蔣先生的行為貫穿起來進行研究，就會知道蔣先生的真正態度是“主和”的。由於舉國上下高唱全面持久抗戰，蔣先生不能不附合，而且比別人的調子更高，以便壓服反對他的人，爭取輿論的支援，蔣先生是被逼迫著走上他不願意走的路。所以周佛海決定“以自己的膽識，把蔣先生的作法反過來加以靈活運用，等決心和平後，再向蔣先生報告。”周佛海認為蔣介石終究會明白他的一番苦心。蔣介石在知道高宗武未經他許可私下到日本談判時，只是說：“荒唐，荒唐”，並沒有提出對高宗武進行處罰，更沒有強調今後要嚴格禁止類似事件發生。

１９３８年６月高宗武在松本重治的陪同下來到日本，高宗武到日本後首先表示他並不是蔣介石派來的使者，而是中國主和派的代表。高宗武說：“我首先想說明我的立場，為了實現和平，我準備不惜做出任何犧牲。為了中國，我最為重視的不是對日作戰，而是對共產黨的鬥爭。關於這一點，蔣委員長周圍的一部分軍人，主張即使把對共產黨的鬥爭置之以後，也要把抗日看成國家的當務之急，我對此是反對的。但漢奸我可不當，我所奮力爭取的僅僅是實現和平，這條界限是明確的。如果是不當漢奸的和平工作，那麼有什麼困難我都忍耐，但倘若這樣做會成為漢奸，那麼我馬上就此作罷，即使說我中途脫逃也好，或說我是叛徒也罷，我都要退出。”後來高宗武果然因為害怕當漢奸，退出了“和平運動”。

高宗武懷疑蔣介石願意冒賣國的罪名進行和談，高宗武說：“關於中日和談的大義，如果從我的信念上來說，我不得不以汪先生為同夥。隨著戰禍的擴大，國民是不能忍受的。蔣先生冷酷，而汪先生溫暖。”高宗武努力推薦汪精衛，他對影佐幀昭說：“為了造成中日之間的和平，也許必須找蔣先生以外的人。除了汪先生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別人。汪先生早已痛感有迅速解決日中問題的必要，而國民政府內部終究不能容納他的主張。為此，不如從政府外部掀起國民運動，開展和平運動，由此造成蔣先生聽從和平論的時機，這樣較為適當。”

日本軍方逐漸為中日戰爭的長期化感到頭疼，對影佐的和平計劃開始產生興趣。１９３８年７月初在影佐幀昭的斡旋下，高宗武與日本陸軍大臣板垣徵四郎進行了會談。會談時高宗武提出由汪精衛出馬，從政府外部掀起和平運動的計劃，希望日本方面為汪精衛出馬提供有利條件。日方同意以“不要領土，不要賠款”的優惠條件，支援汪精衛出馬進行“和平運動”。高宗武於７月２１日返回中國。

高宗武因未經蔣介石允許擅自赴日，而且此行得到的結果也對蔣介石不利，所以不敢回武漢，只向周佛海報告了日本之行的情況，並付一封致蔣介石的信：“委員長鈞鑒：職於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東渡，刻已平安返港。茲謹將職東渡日記及在東京會談記錄與職個人觀感三項，分別呈閱。倘有可能以供鈞座參考之處，則或可贖職擅赴之罪於萬一”。周佛海先把高宗武的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