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進行了一次錯誤的選舉，給敵人以喘息的機會，讓他們糾集反動勢力，捲土重來，到頭來滅亡的命運自然降臨到了自己頭上。而現在我們國家與巴黎公社的情況不同，完全具備了普選的條件。現在我們的黨循序漸進地進行改革，就不會再有這巴黎公社那樣的失誤。”

“竹海，民主普選，競爭上崗，黨內豈不是就有派系，有山頭，那麼我們黨怎麼還能做到高度統一？”尤瑜仍不無疑慮問。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從不同角度觀看廬山，看到的廬山美景不全然一樣。同一事物反映到不同的人的思想裡，各人的觀點不同，甚至同一個人對同一事物，時過境遷，也有截然相反的認識，這十分正常，無需大驚小怪。周恩來在《學習毛澤東》一文中寫道‘毛主席常說，他是從農村中生長出來的孩子，開始也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後的。他最不同意晉察冀一個課本描寫他，在十歲的時候就反對迷信，說他從小就不信神。他說恰恰相反，他在小時候也是相信神的，而且信得很厲害。當他媽媽生病的時候，他去求神拜佛。’‘“五四”以後，毛主席參加了革命運動，就先在城市專心致志地搞工人運動。那時陶行知先生提倡鄉村運動。惲代英同志給毛主席寫信說，我們也可以學習陶行知到鄉村裡搞一搞。毛主席說，現在城市工作還忙不過來，怎麼能再去搞鄉村呢？’‘但後來毛主席很快就轉到鄉村，又把農民運動搞通了，使城市和鄉村的革命運動結合起來。’對同一個事物都認識，像毛澤東這樣的偉人，前後也不一樣，何況常人、庸人！那麼，不同的人，對某一事物的認識，存在分歧，甚至截然相反，也是正常的現象。至於諸如革命、建設雜的問題，人們的認識存在分歧，黨內的政治家存在不同的治國理念，應該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在社會實踐未證明其真偽正確之前，又何必以自己是非的模具去澆鑄世上萬紫千紅的是非！效羅馬教皇用自己的‘地心說’去打殺哥白尼的‘日心說’，判取布魯諾的火刑！”竹海進一步挑明問題的癥結，“有句俗話叫‘看牛伢崽手裡沒牛賣’。人們常說國家幹部、乃至國家最高領導人是人民的公僕，那就是‘看牛伢崽’。他們只有看牛的責任，沒有買賣牛的權力。哪個看牛伢崽能把國家這頭牛養得膘肥體壯，讓人民得到實惠，人民就讓他繼續當看牛伢崽（人民的公僕），否則他就該離去。哪有看牛伢崽喧賓奪主，將自己當救世主，把主人當奴僕乃至罪犯，任意打殺呢？現在應該正本清源，這‘牛’永遠為人民所有，要進行處置，都必須訴求民意。人民的公僕——‘看牛伢崽’永遠沒有處置的權力。既然‘看牛伢崽’有好壞，治國理念有不同，黨內自然也就有了不同的派。毛主席治國以階級鬥爭為綱，劉少奇、鄧小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毛主席要高舉三面紅旗，彭德懷卻認為三面紅旗搞糟了。孰是孰非，應該像體育競賽那樣，公平競爭，讓人民這個公正的裁判員用選票作出公正的裁決。如果能這樣，恐怕極左路線即使能一時得逞，也不可能永遠猖獗。這樣，政治家只有取得人民的支援，才能登上權力舞臺，因此，他們就無需節外生枝，去組織什麼地下派系，這樣，黨內的山頭豈不是不削而平了？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少數服從多數，決議一經透過，就嚴格執行，那麼，那豈不真正做到了高度團結統一？反右派鬥爭、文化大革命一類咄咄怪事，也就不可能出現。一個黨、一個國家，不就和諧穩定了。可是過去不是這樣做的，黨不承認黨內有兩派甚至多派，也不許競賽，但黨內有派卻不以人的一直為轉移，時刻存在著，於是就免不了明爭暗鬥。主流派決不允許不同政見的派別存在，於是就宣佈它為反黨集團，因此黨內反黨集團層出不窮。解放後毛主席領導的二十八年中，先後出了高饒、彭黃張周、劉鄧、林彪陳伯達、四人幫等特大的反黨集團，未成氣候的小的集團還不算，平均五年就出現一個，真是年年鬥、月月鬥、天天鬥，要不是實行改革開放，還不知要鬥到哪一天，要出多少反黨集團！主流派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誰與他們的意見相左，誰就是反黨，這種競賽又怎麼能得到公正的裁決？如果毛主席按照自己提出的自由民主政治的主張定期普選領導人，重大政策透過民主表決，如果能嚴格實行小平同志的領導人的任期制，廢除終身制，即使開始左傾路線獲得透過，但任期只有兩屆，新領導上任，汲取前任階級鬥爭為綱碰壁的教訓，定會改弦更張，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來。遵循自然法則，現在的黨和國家的領導，已逐漸由當年的“紅領巾”擔任，他們沒有上一代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循著小平同志開創的改革路線，循序漸進，平穩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