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力並不亞於孫文，他清楚知道，要維持天威，必須藉助於紫禁城的鳳閣丹墀。從南向北走，過了淮河、秦嶺一線，就進入溫帶季風氣候的北方了。這裡四季分明，春季乾旱風沙大，夏季炎熱雨水多，冬季千里冰封，萬里雪飄。華北是農業地區，以種植小麥、雜糧、棉花為主，工商業十分落後，除了大運河之外，幾乎沒有什麼內河航運，農村的交通工具，有錢人用馬車，窮人用獨輪推車。長途販運的距離，能跑上300公里就差不多是極限了，因為超過這個距離，運費就比貨物本身的價值還要昂貴了。

北京位於華北平原的北端，坐落在永定河的沖積扇脊之上。西部連線太行山脈，東面是京杭大運河的起點，南面是一片平疇，北部為燕山山地。再往北去，就是漢代以來中原的大患——匈奴的地盤了。匈奴性情強悍，工騎善戰，主要活躍於外蒙、熱河、察哈爾、寧夏四省，及陝西、甘肅北部，直至天山以北、阿爾泰山以南大部地區。

秦始皇築長城，是要防止北方遊牧民族南侵。漢朝與匈奴連年征戰，也是為了爭奪西北地區——甘肅的樓蘭、月氏、烏孫諸國地盤，打通陸上絲綢之路。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表面上看，中原漢人與北方遊牧民族是世仇，但實際上，不是冤家不聚頭，無論地理與文化，兩者都是互相糾纏，犬牙交錯，既互相依存，又互相競爭。在中原同化四夷的過程中，胡服騎射的文化，也在不斷改造著中原文化的基因。

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北京就是燕國國都，遼置陪都於此，金正式建都，公元1421年，大明王朝的首都從南京遷到北京，從此改變了中國地緣政治的格局，奠定了北京在政治版圖中至高無上的地位。“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在以後的六百年間，北京一直是中國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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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節：大國的迷失（41）

作為一個帝都，北京理所當然地被視作皇權的象徵。它承擔著向溥天之下、率土之濱推廣政教風化的使命。為了完成這一任務，建立龐大的官僚體制，是勢不能免的。在兩千年的歷史裡，這一體制經過不斷的自我完善，到了明、清兩代，已經漸臻盡善盡美了。

在政治上，官僚體制的最大作用，就在於“輔弼和諧其政”，即協調君臣之間的關係。它透過複雜的、重疊的、互相牽制的政府機構和繁瑣的公文程式，起到生剋制化的作用，使雙方都不至於逾越綱常。

不管今天看來，官僚體制如何顢頇、腐敗，如何可惡，但它是社會文化體系的必然產物，卻無可否認。令人困惑不解的不是它何以產生，而是它何以偏偏產生於北方？有人說，凡是建都南方的王朝都是短命的，而建都北方的王朝卻大多長命百歲。是不是北方有一種特別適合皇權政治生存的人文環境？

在南北雙方的談判過程中，孫文一再強調，在南京建都，不僅是他個人的意見，南北主張共和、疾惡於舊日腐敗官僚政治的人們，都會同意。

然而，在北方人看來，國都乃數百年根本所在，也是他們的權力所及，決不能輕議變遷。他們並不歡迎帶有新思想的南方人，而南方人對北方腐敗的官僚氣氛，也覺得格格不入。廣東籍的外交家伍廷芳曾警告剛剛來北京的美國公使：“你抵達那個巍峨的北京城之後，要當心，那兒的空氣是沉悶的。那氣氛似乎會把人壓倒，使他們變得保守。看來沒有什麼人抵抗那種力量！”

對於南下就職，袁世凱是決不會答應的。

他聲稱南方人以虛榮厚禮誘他就範，乃調虎離山計。北方有軍隊幾萬，皇族旗丁的處置還未妥帖，他決不能離開，寧願辭職回鄉下，把這破天荒的總統讓給賢者。袁大頭身邊的謀臣也紛紛獻策，那怕和南方開戰，也不能到南京就職。自古以來，只有西北可以制東南，而東南不能制西北，地利使然，不可改變。

“他們一定要我到南京，就讓他們來接收北方軍隊。如果他們有本事接收北方軍隊，我就心甘情願地到南京就職。”在2月15日給南京政府的電報中，袁世凱就以這個作為不能南下的理由。為了證明不是虛聲恫嚇，北洋軍隊在北京、天津、保定搞了一次“兵變”，大肆焚掠，最後南方人向他屈服了。

儘管人們知道，那個死守帝都的政府，是社會發展的一大障礙，但迄今為止，還沒有人找到一條根治惡疾的良方妙藥。這種政治制度，成了近二百年無數流血革命的直接誘因，但每一次革命，除了製造一批新官僚填補被推下臺去的舊官僚遺下的空缺，幾乎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