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w）。 女性主義研究的方法注重權衡訪問熟人與訪問生人的利弊。例如在美國，有些少數民族女性只願接受熟人的訪問，不願回答生人的問題，因為她們害怕移民局的查詢，對陌生人容易產生不信任感和敵意；相反，有的墮胎女性只願接受陌生調查者的訪問，在性問題的調查上也是這樣，在這類情況下，調查者是生人更能使被調查女性感到輕鬆，容易講出真情。 在女性主義研究方法中，也存在著親近調查物件與同她們保持距離這二者之間的兩難處境問題。如果同調查物件過於親近，可能會感情用事，歪曲事情真相；如果同調查物件保持距離，又遠離了“為了女性而研究女性”的原則。女性主義研究方法主張，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不應避開對調查物件做出個人反應，並且認為在研究中做出個人反應是有益處的。例如，在調查訪問被虐待女性的過程中，研究者做出的個人反應完全可以成為研究的一部分。為什麼有必要對調查物件做出情感反應呢？因為研究者的情感反應有助於打被調查物件對現狀的困惑感和麻木感；而且研究者本身也需要得到對方的支援；此外，做出個人反應會給研究帶來整體感。她們強調這正是女性主義研究方法的特點，她們認為：“歸納的方法對於理解有機體是不合格的，無論這些有機體是蜘蛛、星魚還是女性；我們只有用一雙飽含愛意的眼睛去看，才能理解有機體。”（Reinharz；　3） 女性主義研究的方法論在倫理方面提倡調查者幫助被調查者，這在傳統調查方法中是被完全忽略了的。在80年代，女性主義學術研究的特點就在於，它是與社會活動相結合的。與過於強調價值中立的研究相比，女性主義研究是有價值導向的研究　（value…oriented　inquiry），研究的前提是為了改善女性的狀況。大多數女性主義學者都有這樣一個特徵，那就是，她們認為目前的社會狀況是需要改變的。 女性研究在傳統的研究方法之外，創造出一些新的方法，如口述史的方法。口述史的方法可以在瞭解事實與行為的同時，發現被調查者的情感與主觀性。這一方法促使女性主義者們去了解象徵互動主義　（symbolic　interactionism），使她們更加關注過程，而不太強調結構，拒絕那些貌似中立和客觀的研究，並在研究過程中使女性從單純的客體變成研究的主體。歷史上最早記錄女性生活史的作法始於1890年，它的第二次浪潮是本世紀60年代末期。但是，口述史的方法在主流社會學中處於邊緣地位，這種憑主觀抽取調查物件的個人研究被主流社會學認為價值很低。 女性主義研究偏愛口述史方法的原因有以下幾種：首先，為了發展女性主義理論；第二，為了表示對他人的敬意，例如，有些俄裔的移民喜歡用口述史的方法來記錄她們祖輩人的生活；第三，為了社會正義，為了讓人們透過這種敘述聽到那些在某一社會中被大多數人忽視的人們的聲音；第四，它有助於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理解與溝通，能夠使中上層女性加強對下層女性的瞭解；最後，它能夠揭示出某些事件在女人眼中的意義。 對女性個人生活史的訪問和記錄受到女性主義的高度重視，認為使用這種方法能夠打破已有的邊界，創造出新的公眾話語。由於在過去的公眾話語中，男性為主的色彩很重，因此女人的生活史在公眾話語中的出現比起一般的個案生活史更具有特殊的意義。它有助於打破以男性話語為主的公眾話語，使兩性的話語在公眾話語中都佔有一席之地。 傳統的社會調查方法把人分為調查者和被調查者，把被調查者變成不可能對社會現象有任何提示的客體。而女性主義則主張將對被調查者的控制改變為一種密切的關係，例如請女性用自己的話語表達她們自己。女性主義方法論相信，透過對調查物件的情感支援，能夠得到更好的資料和對事實更富有意義的理解。做女性主義研究的唯一正確的方法應當是從女性的生活經驗除非，使用定性研究的方法，並且不輕易做出強有力的寬泛的理論概括。（Chafetz；　37） 在傳統觀念中，定量的研究方法一向被視為“硬方法”（hard　methods），如大型問卷調查和資料分析；相反，定性研究方法則被視為“軟方法”（soft　methods），如民族學方法　（ethnographies），深入訪談方法和觀察法。女性主義者批評統計學，視之為“男權文化中所謂'硬性事實'的僵硬定義的一部分”（Reinharz；　87），並主張女性主義的研究只應採用定性方法，不應採用定量方法。例如，心理學家格拉漢　（）　和勞玲　（）　就斷然否定任何自稱屬於女性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