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爭取快點解決戰鬥，給後續部隊爭取時間。”

軍官們點了點頭，又商量了一下，各自開始迅速行動起來。

中國陸軍師法德國陸軍的結果，很快將在眼前的戰鬥當中顯現出來。

在德軍的用兵哲學中，最重要的就是“形成重點”即在“決勝點”上累積足夠的能量，以便在“決定性的時空”當中取得決定性的成果。當戰鬥開始進行的時候，步兵師長會形成決心、決定師作戰的“重點”；當指揮官的“重點決心”下達後，下級指揮官包括炮兵指揮官就必須根據師長的決心，以最有效達成決心的方式，安排各種作戰計劃，以支援協助師長達成其決心，獲得最後決定性的勝利。換句話說，下級指揮官的“重點”是根據師長的“重點”而產生。“如果師長的‘決心’與‘重點方向’已經下達的話，”一位德軍將軍在１905年曾這樣寫道，“所有的人都將根據這些‘決心’和‘重點’展開行動”。

德事人員在幫助中國訓練新式陸軍的時候，也潛移默化的把這些概念深深的植根於中人的頭腦當中。

“在中隊當中，師一級指揮官必須綜觀整個戰場，對於接下來即將生的戰況做出一定的判斷，最後下定個人的決心來根據可能生的事情來安排戰鬥，包括各個炮連的射擊計劃，步兵和騎兵的兵力搭配等等，以影響整個戰局到他個人期望的方向上去。同樣地，不僅僅是師一級的指揮官，甚至連團、營、連，甚至一門炮的炮長都必須對整體的戰術企圖有充分的認識和了解，以便能主動積極地根據全盤的作戰意圖揮個人的影響力。”

後世的軍事學家們在評價當年的“華俄戰爭”時，對脫胎於清末舊式陸軍的華軍在對俄軍的作戰過程中各級指揮官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主觀能動性”十分的吃驚和不理解，認為這其實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其實，出現這種情況並不奇怪。

由於華軍有著深深的德軍烙印，華軍大量集中火力的作戰思想在相當程度上是來源於當時德軍的戰鬥準則，華軍的火力運用的核心觀念最初來自於普法戰爭的經驗，並在後來的抗俄戰爭中得到了實踐和揚；而實際上，在“華俄戰爭”中，華軍的每一次進攻都能夠集中強大的火力的原因，是相較於他們冥頑不靈的對手，華軍在“組織文化”上有著更高的彈性。

在中國幾千年的傳統“兵學文化”當中，受儒家傳統的影響，多側重於“非軍事分析”，而且中國文人向來有輕視兵學的傾向，即使涉及軍事也不太容易進入專業狀態。儒學傳統又一向強調“人心向背”決定戰爭勝負，不太重視軍事層面的因素，“外行”研究軍事可以說是普遍現象，分析軍事問題時候往往或隔靴搔癢、不著邊際，或不分主次、眉目不清作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釋和結論，而事實上卻難以讓人信服。

但到了那個風雲激盪的“大變局”時代，隨著西方先進的武器和戰術的引入，中國的傳統兵學得到了西方軍事思想的補充，被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那個無線電和軍用有線電話還算不上普及的時代，要想給作戰部隊組織大量的火力並且詳細制訂整個火力支援計劃細節幾乎是不可能的。高階單位能做的事最多不過是指定一個方向和目標區域，同時說明希望達成的戰役效果，而所有的執行細節其實都必須得由各級指揮官自己見機行事。

在這種作戰條件下，各級指揮官都僅能在清楚上級的意圖後，自己想辦法在幾乎沒有任何橫向協調的情況下去揮“個人創意”，想辦法與鄰近單位聯絡並且完成作戰目標。

同德軍的刻板精密及俄軍的遲鈍麻木不同，中國傳統兵學給中人灌輸的“詭道”思想恰恰讓中人能夠以比較靈活的思想去適應這種需要“個人創意”的作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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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百九十五）白刃格鬥

“華俄戰爭”中發生的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戰鬥都更；了在那個時代中的中**官的獨斷獨行與強烈的個人企圖，讓那些精彩紛呈的戰例成為可能——這樣的人格特質也構成了二十世紀初期中**官的重要特徵，對未來中國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很快，準備完畢的6門中國80毫米迫擊炮迅速的開始了攻擊，隨著一聲聲巨響，遠處的俄軍陣地立刻籠罩在了硝煙當中。

炮手們在發射數輪後便開始迅速的變換陣位，重新校準後開始射擊，目的是不讓俄軍炮兵確定自己的位置，而事實上，俄軍炮兵想要確定中國炮兵的位置一直是很困難的。

大口徑迫擊炮彈的劇烈爆炸給俄國人的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