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情況下，沒有直接證據，幾乎可以肯定地預見，檢察官無法得到陪審團一致的“有罪判定”。

就這樣，雖然聯邦調查局知道是誰幹的，在當時的形勢和司法程式的限制下，卻沒能立即將罪犯繩之於法。可是，正是這4個黑人女孩的死，驚醒了美國南方白人的良心。在聯邦政府和全國民眾的譴責下，持有種族隔離觀念的南方白人，那些普通的農夫和工人們，開始反省了。

阿拉巴馬州的州長喬治·沃利斯在60年代以支援和鼓吹種族隔離聞名全國。在他的傳記影片裡，有過這樣一個鏡頭：喬治·沃利斯政治上的前輩，在競選時給予他強有力支援的一位老人，阿拉巴馬的前任白人州長，得知4個黑人小女孩被炸死的訊息，如五雷轟頂。他要沃利斯改變對白人保守勢力的支援，嗓音沙啞而沉重：“那可是去週日學校的孩子啊！”

這個罪案成為南方民權運動的轉折點，它使三K黨這樣的極端分子開始人心盡失。與兇手的願望恰好背道而馳：它不僅沒有阻嚇南方黑人對於平等和自由的追求，相反卻促進了南方種族偏見的保守勢力的迅速崩潰。一年以後，聯邦參眾兩院透過了歷史性的1964年《民權法》。美國南方持續了百年之久的種族隔離制度和對黑人的歧視立法，被徹底廢除了。

時光像流水，沖刷著人們在沙灘上留下的印記。伯明翰第16街教堂早已修復一新，看不出爆炸的痕跡。似乎只有4個黑人女孩的親人，還會在深夜萬籟俱寂時想起她們的音容笑貌，想起她們突然中斷的人生。

可是，在美國，還有更多的人沒有忘記她們，沒有忘記那件罪案。這個爆炸案和4個黑人女孩的被害，寫進了學校的教科書，譜成了歌曲，男女老幼幾乎人人皆知。我們在電視上曾經無數遍地看過一部叫《4個小女孩》的文獻片。這部長達3個小時的影片記錄了4個單純女孩如花般的生命。影片採訪了女孩們的眾多親友。我們看著她們生前天真無暇的一張張照片。一個女孩的同學，在影片拍攝時已經是個青年，他講起他們一起上完最後一堂課，怎樣同路一起回家，回憶著路上兩個孩子最後的對話，以及在家門口成為永訣的告別。第16街教堂的牧師，講述他怎麼抱起女孩們疊在一起的血肉模糊的屍體。父親回憶他怎樣給女兒拍攝她抱著布娃娃的照片，老淚縱橫。母親回憶自己聽到死訊時候，只能重複著：“我的寶寶，我的寶寶”，泣不成聲。影片把失去親人之痛，無可迴避地呈現在人們面前，時時提醒著人們，她們死了，正義卻還沒有得到伸張。

阿拉巴馬州的新任司法部長，是新一代的本地白人。他說，他在法學院讀書時，讀到這個爆炸案，就發誓要把安放炸彈的人帶上法庭。從他擔任州司法部長那天起，每天上班時，他都要聽一遍那首講述4個黑人女孩的歌，提醒自己，為被害的4個女孩伸張正義，是他的使命。

聯邦調查局也沒有忘記這個罪案。對他們來說，最要命的是怎樣得到能夠在法庭上說服陪審團的證據。案發多年來，調查在悄悄地進行著。早在1964年6月，聯邦調查局的特工科爾文就偽裝成一個開卡車的工人，在本案嫌犯布蘭頓家隔壁租了一個公寓，和布蘭頓的廚房只有一牆之隔。在這牆上，他安裝了竊聽器，布蘭頓在廚房裡的所有講話都被錄了下來。就在這些錄下來的講話裡，布蘭頓親口向友人講到，三K黨有一個會議，是要商量怎樣製作和安放炸彈。這段錄音成為這次庭審中的主要證據。聯邦調查局還發展了一名三K黨分子作為內線，讓他帶上微型錄音機，錄下布蘭頓的講話。

當證據漸漸收集起來的時候，時代也變了。出於種族偏見而訴諸暴力，傷害無辜，這是一種不可姑息的罪惡。這一點，已經成為南方所有人的共識。讓安放炸彈的人到法庭上去面對正義的時候到了。1977年，在事件發生14年之後，4名嫌犯中的首犯羅波特·強布利斯，首先被起訴，判定有罪。他在監獄服刑8年，死於獄中。1994年，第二名嫌犯死在家中。

2001年春天，伯明翰市第16街教堂爆炸案的最後兩名嫌犯的刑事訴訟案同時交到法庭。其中一名，71歲的巴比·切利，在開庭前的最後時刻，法庭確認他有精神問題，沒有能力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依法延遲審判。而如今62歲，在38年前25歲時參與爆炸殺害4個黑人女孩的布蘭頓，終於被帶到了法庭上。

2001年5月1日傍晚，陪審團宣佈，布蘭頓被判定有罪。根據阿拉巴馬州的一項古老法律，法官判處布蘭頓四重終身監禁。當年爆炸發生之後，在許多年頭裡，不知出於什麼樣的心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