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這一段歷史的時候，大都會說到由戰爭中崛起的國家大政主持者，缺乏經濟建設的經驗。這多少有一些道理。在軍事上和政治上富於天才的領導者，並不一定就能成為經濟的天才。不過，個人的賢愚得失最終能夠左右大局，乃是因為我們國家的既成制度中缺少遏制個人行為的力量。

無論當事者還是後來者，總是認為1958年的中國非由毛澤東個人的行為鑄就，而是一種集體過失的結果。錯誤不僅僅是毛主席一個人的，鄧小平後來回憶這一段歷史的時候說，我們這些人腦子都發熱了。（參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296頁。）薄一波還令人信服地證明，毛澤東作為個人，在當時最先發現情況不對頭，並且最迅速地進行了某種程度的糾正。的確，毛澤東的洞察力盡人皆知，其感覺的敏銳也總是超越他的同事。那一年冬季開始的時候。他已經在心裡升出一股強烈的不祥之兆。他可能有些後悔，至少覺得腦袋昏昏沉沉，以致開始失眠。這種感覺驅使他在10月13日再度出京，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一路奔波而去。直到這年12月的最後一天才回到中南海。他在這一路的表現之低沉，以及對於形勢的冷漠，恰如他自己曾經尖銳批評過的保守的右派。他開始描述鄉下的“天下大亂”，說共產黨正在“無償地佔有勞動人民的成果”，“與農民之間的關係還從來沒有這麼的緊張”，農民正在聯合起來堅決抵抗黨的方針。當他的同事用著一種驚訝的眼光打量他的時候，他就直言不諱地說自己就是要“當一點右派”。他給那些省委書記如火如荼的“躍進”大潑冷水，說他們是“務虛名而受實禍”，還刻薄地嘲笑他們的經濟建設只不過是小孩子的冒失行為。他鼓動下級把上級的命令束之高閣，說“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的可能性”，因為這些指標不過“吹牛而已”。甚至他對一向信任的吳芝圃也開始反感起來，此人這一回沒有能夠洞悉局面的變化，仍然喋喋不休地大言共產主義就要實現。“不要一扯就扯到共產主義”，毛澤東打斷了他的狂妄：“你說十年過渡，我就不信。”等到火車開進武漢，他就對湖北省省委書記王任重說，你們當左派，我右傾。（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下卷），第824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

照過去方針辦（20）

那些精明的下級看到他這副大殺大砍的神情，反而覺得如釋重負。他們似乎也是從這時起才發現，他們面臨的原來竟是一出鬧劇。劉少奇慨嘆道，“我們受騙了”。省委書記們也紛紛把毛澤東的新指示加以貫徹，他們的報告說，黨的基層幹部中“起了巨大的反響”，因為，“主席看透了農村的情況，看透了農民的心”。薄一波在三十多年以後談到這件事情時說，“他頭腦清醒得比我們早。他看問題總是比我們站得高，看得遠，一旦瞭解了真實情況，就毫不猶豫地果斷決策，工作效率之高，行動之快，在黨內是無與倫比的”（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下卷），第823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

然則這種出自善意的評論只有一部分符合事實。黨的方針本來由毛澤東全力推動，其錯誤的性質雖然在1958年夏季之後才表現出來，並且在日後還將出現驚心動魄的局面，但其實早在1955年就已露端倪。鄧子恢是第一個對這種方針表示懷疑的高階領導人，他甚至在飽受批判和侮辱並且被剝奪了領導農業的權力之後，仍然不肯改變初衷。直到1958年的2月，他還堅持說，農業集體的規模過大將不利於生產的展開。還有周恩來和他的四位副總理發動的反對“冒進”，以及陳雲對過激的經濟指標屢屢提出疑問。應當說這些人的頭腦都曾比毛澤東更加清醒。但是同樣的認識不是成為“右派言論”，就是無聲無息地消失了，只有毛澤東來說的時候才能叫做“站得高”和“看得遠”。如果說對於大政方針的掌握需要某種駕馭全域性的智慧，那麼有些事情即使用簡單的常識便可以衡量。比如當日徐水縣在毛澤東視察之後成為“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實驗區，一時間大紅大紫，引得四十多個國家的來訪者、國內三千多個單位以及幾乎所有黨的領導人都前來參觀。在如此眾多的參觀者當中，若說沒有人發現畝產六萬公斤小麥、二千五百公斤皮棉、六十萬公斤山藥之類的產量乃是一種騙局，實在難以想象。這個假設後來得到薄一波的證實。他在當年也是到徐水的人之一。當他站在一片成熟的棉田當中的時候，很容易地看到，棉桃之上掛滿棉花，滿眼一片潔白，但是他的同伴拉拉他的衣服，告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