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把犯人的生活和心情描繪得十分美好，一看就知道不是那麼回事，可為什麼還要一期接一期的出，同樣是一種需要，證明中國的勞改政策偉大正確。我說我不會這麼寫，以後也永遠不會這麼寫。他說可有人這麼寫。以後也會這麼寫下去。不信往後看吧，以後離開這裡，現在這些寫詩歌的人還會繼續寫文章，還會把這裡描寫成是一個改造犯人的好場所，犯人認罪自新，管教幹部親切溫和，對犯人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我說這也是需要？他說是需要。只有在一種情況下這些人才能按照真實去寫。我問什麼情況？他說就是他們認為寫這種作品對他們會有益處的時候。他們任何時候都想有收穫，就像我們農場夏天收麥子，秋天收玉米豆子一樣。我說他們是親歷者，他們敘說的事情人們會相信的。他說這就需要另有一些親歷者告訴世人真相。我問你會嗎？他沉吟一下，說我沒有這個勇氣。我問以後呢？他問以後是指可以披露真相的時候？我說是。他想了想說那我也不會寫。我有些驚訝，問為什麼，他說在最應該寫的時候而沒有勇氣，當不再需要勇氣的時候再充當英雄，這算怎麼回事？另外，也是最重要的，我們這些親歷者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都無法真正面對我們所經歷的一切。因為我們的精神受到了損傷，精神中失去了高貴與驕傲。沒有這兩種東西成不了好作家。這種損傷是無法修補的。說這話的時候李戍孟臉上現出無盡的沮喪。這個話題到此為止，又說了些別的，記不清楚了。作為犯人與犯人之間的深談，在我的囚徒生涯中這是為數不多的幾次之一。我和李戍孟能這麼掏心窩子說話是因為我們彼此信任。而隨著形勢的不斷惡化，這種信任便愈來愈稀薄了……

9月14日：再次見到鄒副場長。這次見面又加固了先前的好印象：鄒場長是個好領導。

——晚飯後郝管教通知要我去場部找一下鄒場長，這時周圍的犯人不約而同用羨慕的眼光看著我。大家已經知道我與鄒場長有一點老關係，與一個堂堂場長這關係可是非同小可的。而只有我才清楚我們是哪樣一種“老關係”，至今我還想著在清水塘邊發生的事，有身份有地位的鄒在眾多犯人跟前光著身子曬太陽，怎麼說都是不可思議的事，說給人家聽別人也不會相信。由此我還常想起那個著名的《皇帝的新衣》童話，同樣是光著身子，但本質是不同的，那個皇帝是以為自己穿了衣裳，因此才堂而皇之的招搖過市，而鄒一夥人清楚自己是一絲不掛，這氣度（如果不說無恥）確是非凡的。“老熟人”在塘邊邂逅又分手，我相信事情並沒了結，心裡一直忐忑不安，果然又把我單獨召了去。夏日天長，來到鄒的辦公室時天還大亮著，他見了我很客氣，臉上掛著笑，讓我坐，又從櫃子裡拿出一個饅頭和一盤黃豆芽炒肉絲，讓我吃。看著白生生的饅頭和香氣撲鼻的菜餚我口水直往下嚥，嘴裡卻說鄒場長我吃過了。他笑了一下，說知道犯人灶開過飯了，可你吃飽了嗎？我沒吱聲，因為說飽和不飽都不合適。他催促說吃了吧，吃了咱倆敘敘舊。我心想不管怎麼吃了再說，死囚上刑場前還大吃一頓呢，何況笑嘻嘻的鄒也殺不了我。我就開吃了。用不著形容吃這個“小灶”美妙感覺也是可想而知的。他看著我吃，又給我倒一杯水，完全像盡心盡意接待一個遠道而來的老朋友那樣，也看不出是在裝模作樣。等我把這份美味吃光，他朝門口吆了一聲，就進來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公務員。他說去洗幾條黃瓜拿來。小公務員答應著將碗筷取走。鄒還是和藹地看著我，用半認真半玩笑的口吻說周大學我還欠你個人情呢。我看看他，搖了搖頭。他從口袋掏出一包香菸，抽出一支遞給我，我說不吸。他說到這兒還不抽？我說不。他點上自己吸了。說在這地場幹部和犯人都挺悶的，吸支菸解解悶也未嘗不可。說到這兒小公務員端著一盆黃瓜進屋，放在桌上問句場長還有事嗎？鄒說出去吧，有事再叫你。鄒接著上面的話題說道：周大學我真的欠你一個人情的，你記得我剛進去那天，當然那時誰都不知我是個假犯人，那個叫曹欣外號曹大頭的玩意兒想給我這個新犯來個下馬威，叫我替他抓抓褲襠裡的蝨子，我不幹，他就朝我揚起了拳頭，你把他攔住讓我免挨一頓揍。你想起這碼事了嗎？我說想起來了。他說這件事我一直記得。我說不值得一提的。他說可不能這麼說，救人於危難之時呀。又問你剛進那地方也有人要“修理”你嗎？我說有的。他問有沒有人替你解圍？我說有的。他問誰？我說崔老。他啞口不言了，並抬頭看看我。我一下子意識到出言有錯，不該在他面前提起崔老的，那是條人命。還有小咬。可話已經說出口，想收也收不回來。一時又想不出補救的話來，只能沉默著。過會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