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了20世紀80年代“文化熱”以來的又一次理論大討論。

20世紀90年代“人文精神”的出場語境和西方的“人文主義”恰好相反：西方人文主義是針對神權對人權的桎梏而提出的，它要伸張的是人的慾望，世俗化正是它的根本訴求。中國20世紀80年代的人文主義思潮基本是沿襲這一取向，而20世紀90年代提出的“人文精神”針對的卻是正在濫觴的世俗化，一種過度人性化的狀況。雖然它不是要從人間回到天國，但卻是要從身體慾望的追逐回到精神關懷，反抗物質利益對一切精神價值，包括道德情懷和審美趣味的收買。他們把市場意識形態視為危害中國人精神生活品質的禍水，並把批判的矛頭指向它。“人文精神”的提倡看起來像是對20世紀80年代人文主義啟蒙的一種否定。

與身處江湖的人文精神倡導者不同，生活在北方、較為接近於廟堂的另一些作家、評論家，如王蒙、劉心武、李澤厚等，延續著20世紀80年代解放人性的啟蒙使命，對“左”傾意識形態、一元文化專制和偽道學的流毒心存餘悸，把之視為中國人精神生活的最大障礙。他們看到世俗化的潮流和娛樂性的傾向，對此具有相當強的解毒作用，可以作為武器或工具來使用，而對這種同樣具有專制暴力的市場意識形態缺少應有的警惕。他們認為世俗精神和大眾文化等都不是人文精神的對立面，而是人文精神的應有之義。人文精神的對立面是計劃經濟及與之相適應的極“左”意識形態。他們先後撰文作出回應。北京大學的張頤武和南京的王幹兩位評論家還分別與劉心武、王蒙合作系列對話（通稱“二武對話”、“二王對話”）。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是將帶有理想主義傾向的作家和倡導人文精神的學者，與極“左”思潮捆綁在一起來一鍋煮。張承志等作家被有的人冠以“文化恐怖主義”、“紅衛兵”、“希特勒衝鋒隊”、“奧姆真理教”等聳聽的名號。一些倡導重振人文精神的學者，也被稱為對著風車開戰的“堂？吉訶德”。與此同時，被稱為“痞子作家”的王朔等受到了較高的評價。王蒙的《躲避崇高》一文認為：“王朔等一些人有意識地與那種‘高於生活’的文學、教師和志士的文學或者紳士與淑女的文學拉開距離，他們反感於那種隨著風向改變、一忽兒這樣一忽兒那樣的咋咋呼呼，哭哭啼啼，裝腔作勢，危言聳聽。他不相信那些一忽兒這樣說一忽兒那樣說的高調大話。他厭惡激｜情、狂熱、執著、悲憤的裝神弄鬼。是的，褻瀆神聖是他們常用的一招。所以要講什麼‘玩文學’，正是要捅破文學的時時繃得緊緊的外皮。……但是我們必須公正地說，首先是生活褻瀆了神聖。”王朔的文字“在悲壯的作家們的眼光裡實在像是小流氓小痞子的語言，與文學的崇高性實在不搭界。與主旋律不搭界，與任何一篇社論不搭界”，但他的作品“撕破了一些偽崇高的假面”。他平民化的思想和敘述姿態，讓“讀他的作品你覺得輕鬆得如同吸一口香菸或者玩一圈麻將牌，沒有營養，不十分符合衛生的原則與上級的號召，談不上感動……但也多少地滿足了一下自己的個人興趣，甚至多少嚐到了一下觸犯規範與調皮的快樂，不再活得那麼傻，那麼累”。

靈魂的聲音（6）

雖然早在人文精神討論之前，韓少功就發出“靈魂的聲音”，但人們還不好把他簡單歸入兩個對立面中的一面。他從來都警惕站在一個極端來批評另一個極端的做法。或者說，他對兩種意識形態都保持警戒，他要批評的是所有極端化的傾向。他批評惡俗化傾向，但這種批判是在肯定物質生活的意義和人的身體訴求合理性的前提下進行的。他倡導精神的無價，靈魂的高貴，同時也肯定世俗的必需，只是反對“有些人的‘世俗化’只有一己的‘世俗’，沒有他人的‘世俗’；只有‘世俗’的肉體慾望，沒有‘世俗’的精神需求”（《世俗化及其他》，見《在小說的後臺》，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他批判虛無主義和痞子思潮對人類道義和社會責任的無度銷蝕，但這種批判是在肯定它對極“左”意識形態和偽道學具有消解作用的條件下展開的。他反對靈魂的依附和墮落，同時也反對精神的潔癖。他反對偽君子，同時也反對真小人。他不像那些拒絕崇高、嘲笑神聖的作家那樣，以市場意識形態來批判國家意識形態和理想主義，也不像某些人文精神的倡導者那樣以道義關懷來抗拒市場意識形態，對於王朔小說嘲解偽道學的假仁假義的意義，他也給予了適度的肯定。因此他被歸入“溫和的理想主義”（劉心武語）的類別。儘管如此，他也還是進入批評者的火力範圍。他申斥流俗媚俗傾向時顯現的昂然姿態，其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