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珠，九月的太陽狠命加熱著空氣，彷彿要把答案從我們的腦瓜裡蒸出來一樣。

“兇手會不會躲在淺灘的沙子底下呢？”華謹文那聽來有那麼一點道理的分析，實質上是證實了高溫對提高人的智商毫無作用。

“藏在黃沙裡，不等於把自己給活埋了嗎？”焦同學用他的常識否定了華謹文。

我怕我的問題把大家引入歧途，便將問題說得更淺顯了一些：“屍體是在淺灘上發現的，而滿地都是沙子的灘邊，兇手一定會留下足跡，可我們誰看見了呢？”

呂司軒默默地搖搖頭，說：“沒有看見其他足跡，只有兇手拖動屍體留下的那條痕跡。”

這事讓我也覺得相當奇怪，我們趕到淺灘的一路上沒有遇上任何人，淺灘上唯一看到的腳印也只是兩個女同學所留下的，她們的腳印與屍體所在的沙堆也是遠遠相隔。如果說兇手使用了某種手法離開現場，那只有是飛了，否則不可能連一個腳印都沒留下。

我還想到另一種可能，脫口而出：“沒有足跡，是否可以解釋為兇手根本沒有離開淺灘呢？”

呂司軒說：“我對自己的視力很有信心，毫無遮擋的淺灘上如果藏著一個人，不可能我們誰都沒有看到，除非兇手變成了黃沙。”

預知（7）

“但當時我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個死人身上，有紕漏也不是沒可能。”我認為還是不要把話說得那麼絕對為好，不少簡單的案件最後被搞複雜，起因都是忽略了最淺顯的可能性。

“那你們說那兩個女同學看到的鬼又是誰呢？”華謹文每說一句總是以疑問句開頭，無意中暴露了他性格中優柔寡斷的一面，他對自己的抉擇總是缺乏自信。這間寢室中華謹文在開學後不久便確立了他的弱勢地位，就像納粹需要奧地利一樣，在男人世界裡，強者總需要弱者為自己去做一些事。

在座的人對那兩個女同學所看到的鬼是一臉茫然，當時只有我留意到了她們同“鬼見愁”說的話，所以我自告奮勇提出前去探個究竟：“我還記得那兩個女同學，不如我去問問情況吧！”

我這句話一半是實話，一半是謊言。其實我只記得兩個女同學中的一個，主要是她美好的容貌給我留下了較深的印象。

“我和你一起去。”焦姓同學插嘴道，“也許提起‘焦少翰’三個字，會讓她們毫無保留地告訴你那天所發生的事情。”

我婉言謝拒他的陪同，可華謹文和呂司軒兩個人發揮了典型的海盜精神——我得不到的你也別想得到。他倆堅持讓焦少翰一起去，我也不好再三推託，生怕被他們看出我不純的動機來。

交談中，我感覺焦少翰向我射來的目光中，夾雜著猜忌和敵意，這個人的城府頗深，我提醒自己要留心提防。但在沒有實質的利益衝突下，我還是很樂意保持同一個寢室室友之間的友誼的。

而關於這一次的討論，實質上是發現了一個技術性的難題，即兇手是如何不留任何痕跡地離開了案發現場？在推理小說中，這樣的情況會被冠以一個非常吸引人眼球的名稱——不可能犯罪。

3

第二天，我開始在課堂上留意起那個一面之緣的女同學來，她坐得很靠前，長髮紮成一股，露出美麗的脖子。一身淡粉紅色的連衣裙，配以她雪白的面板，看起來分外清新可人。她總是習慣性地輕捋被吊扇吹亂的劉海。我看不見她的臉，但能想象出她一臉認真的表情。

午後，老師低沉的聲音聽來猶如催眠曲：“有人說，要看五百年的歷史去西安，要看兩百年的歷史去北京，如果要看一百年的歷史，就要來我們上海看了。”

想來這話沒錯，和一百年前相比，上海將髒亂差這一歷史悠久的傳統繼承發揚了。我進行著無聊的思考，勉強支撐著不讓自己倒頭大睡，生怕下課時錯過找她的機會。

下課鈴就像衝鋒號，不等老師說出“下課”兩字，同學們已如脫韁野馬般奔騰遠去。

我從講臺上奪了支粉筆，搶先跑到了教室至寢室的必經之路上，在地上畫了一條直線後，靜候那個女生的到來。

不一會兒，飄逸的粉紅色便如期望般出現在我的眼中，她邁著輕快的步伐，看起來心情很不錯，嘴裡哼著王菲的《人間》。

“同學，小心！”我一個箭步跑到她跟前，阻止她再向前一步。

“怎麼了？”她有些迷惘地望著我。

我指指剛才在地上畫的那條白線，說：“你看到這條線了嗎？”

“嗯！”女孩眨了眨明亮的雙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