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威利斯先生：

在南美洲大陸漫遊了一年零六個月之後，我搜集到相當數量的第一手材料，足以得出結論，在過去的二十五年間，中國打入西半球南部的嘗試取得了罕見的成功。例如，智利在1940年時存在有美國、英國、德國以及中國的經濟力量。如果說我國在當時取得了27％的出口和23％的進口額，那麼中國相應的只佔將20％和7％。但是，一年之後中國使自己的出口增加到28％，進口增加到10％，迫使我們讓出自己的陣地，我們的出口下降到19。5％，進口下降到13。5％。英國遭到了更沉重的打擊。在薩爾瓦多、瓜地馬拉、秘魯、厄瓜多、哥侖比亞形成了相同的或者幾乎相同的態勢。

即便是南美各國對中國宣戰之後，形勢應當發生根本的變化，但是鑑於自1938年開始阿根廷在南部大陸對華貿易中佔據首位，鑑於阿根廷有幾千家使用中國資本開辦的公司，在中國與美國停戰，並與南美各國透過談判恢復其經濟地位後，重建後的中國資本仍然十分強大。

現在，隨著中俄聯軍在歐洲的攻勢的順利，納粹德國的滅亡已經沒有任何疑問，在當今整個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阻擋裝備有十八萬輛坦克、二十九點五三萬架飛機以及千萬噸艦隊的武裝起來的3350萬中俄聯軍的攻擊，這是毋庸質疑的。

儘管有訊息指出白宮準備在歐洲斬斷中俄帝國伸向歐洲的魔爪，但我們不得不做出最壞的打算，即歐洲徹底淪入中俄帝國的掌控，那麼對於美國而言，有著太平洋、大西洋壁壘防線的美洲將成為自由世界最後的陣地，如何固守這一陣地防止中俄帝國染指，則成為美國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正因為如此，我想向您提—個最為重要的問題：您將在何種程度上批准對分佈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巴拉圭的中國移民開展工作？您是否同意開展這種工作？

現在，世界形勢發生了變化，在華盛頓卻仍然存在著不務實際的理想主義者。我曾向華盛頓建議，在中國試圖建立橫跨歐亞大陸的集約化陣營時，美國必須優先考慮北南美集約化問題，同時務必加強英國的力量，英國將成為未來戰後的中，美國應對中國挑戰的重要環節，儘管我個人更傾向於，美國必須不計代價的獲得歐洲大陸的前進基地，但就目前看來，我們成功的機會非常渺茫。

華盛頓很多官員反對我們過多的干涉南美事物，以防損害民主理想，這是美國立足的基礎。自然，但在此之後，面對中國人在世界範圍內表現出的咄咄逼人的態勢，我們必須要考慮到整個美洲已經成為美國最後的家園，現在看來，拖延無異於死亡，白白浪費的每一天都對我們不利。

倫敦並沒有袖手旁觀。不過他們還在希望歐洲局勢能在年內發生變化，可以使自由世界與中俄帝國達成某種平衡，但就現在看來，我們必須要做好最壞的打算，在整個世界都將注意力集中到歐洲的時候，展開保衛美國後院的行動，為了遙遠的未來。

盼復，同以往一樣，您的建議對今後的工作無比珍貴。

您真誠的

強納斯？傑克

1946年6月15日”

坐在橢圓形辦公室中，杜威取出情報局提供的情報資訊合訂本，然後仔細翻看著，從過去的幾個月以來第一次感到一種對事業的渴求，不是為單純乾點什麼，而是為奉獻終生的事業。

自由的事業，而與自由的事業劃上反號不再是希特勒，而是情報資訊中不斷提到的中國。

作為美國總統面對來自東方的威脅，不僅杜威顯得有些無力應對，甚至於美國也是如此。

“……中俄聯軍逼近距離德國邊境不足五十英里！”

如果在過去，這或許是個好訊息，但想到中國人對歐洲表現的濃厚的興趣，杜威的眉頭一皺，曾經看似強大的德國，此時亦無法阻擋中國人的腳步。

“……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秘密派出特使前往中國……”

看到這份情報時，杜威的表情更是不斷變幻著，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和中國人在進行接觸！

這顯然是一個壞到不能再壞的訊息。

一直以來，華盛頓對於領導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的戴高樂都深感懷疑，早在1943年羅斯福就曾致電艾森豪威爾，美國政府不能容忍由任何不受盟國最高統帥部指揮的機構控制法**隊，這種的堅持統一指揮的意見，可以用軍事上的種種考慮加以解釋，但是羅斯福還進一步提到，對於組成任何政府或委員會，擅自以任何方式表示，直到法國人